1908年，20岁的外交天才顾维钧，迫于父母的压力，刚和17岁的张润娥完婚，他却在母亲的房间躲了两晚，第3晚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却不愿意碰她，他说：“床是你的，沙发是我的！” 这事儿得从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说起。 那时候顾维钧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国际法，妥妥的学霸。在那个年代，能留洋的，家里多少都有点底子。但顾家这时候其实已经有点走下坡路了，真正撑着顾维钧留学的，其实是他的“准岳父”——上海名医、也是当时有名的士绅张衡山（也有记载为张云仁，字衡山）。 这张家对顾维钧，那真是没得说。张衡山看人极准，他觉得顾维钧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不仅早早把女儿张润娥许配给他，还大手一挥，资助了顾维钧留学的费用。这在当时叫什么？这叫“恩同再造”。 可坏就坏在这个“恩”字上。 1908年，顾维钧在纽约突然收到家里的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归。” 顾维钧那时候虽然喝了几年洋墨水，但骨子里的孝道没丢。他二话不说，扔下课本就买了船票往回赶。 等他火急火燎地冲进上海家门，傻眼了。 哪有什么病危的老父亲？家里张灯结彩，红喜字贴得满墙都是，老爹顾晴川红光满面地坐在堂屋里，等着儿子回来拜堂成亲呢！ 这种被愚弄的愤怒，加上对包办婚姻本能的抗拒，瞬间点燃了顾维钧心里的火。但他能怎么办？在那个年代，“父母之命”是一座大山，更何况还有张家对他的“恩情”压着。如果这时候悔婚，顾家就成了背信弃义的小人，他顾维钧也就不用在上海滩混了。 于是，他妥协了，但这妥协里藏着刀。 婚礼办得那叫一个风光，十里洋场都知道顾家才子回来了。可在热闹的红毯尽头，新郎官顾维钧全程板着一张脸，就像是在参加葬礼。而红盖头下的张润娥，还在憧憬着那个留洋归来的才子丈夫，能带给她怎样的新生活。 按理说，再怎么不情愿，婚都结了，面子工程得做吧？顾维钧偏不。新婚头两个晚上，他干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他居然躲进了母亲的房间！ 这是顾维钧一种极端的、无声的抗议，他没法跟父亲吵，没法跟家族闹，只能用这种近乎幼稚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到了第三天，实在躲不过去了。母亲把他赶了出来。顾维钧磨磨蹭蹭回到了婚房。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张润娥。 眼前的姑娘，温婉、端庄，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可惜，顾维钧的审美早就西化了，他喜欢的是能跟他聊华盛顿、聊拿破仑的新女性，而不是一个裹着小脚、只会做女红的传统闺秀。 房间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张润娥虽然羞涩，但毕竟是妻子，她鼓起勇气，试探着走过来。 顾维钧猛地起身，他指着房间里的沙发，冷冷地甩出了一句： “床是你的，沙发是我的！” 张润娥愣住了。她读过《女诫》，学过三从四德，唯独没学过怎么应对一个要把沙发当床睡的丈夫。她问：“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顾维钧甚至懒得解释太多，他只说这是观念问题，跟人没关系。 从那晚开始，这间婚房就成了“冷战”现场。顾维钧真的就睡在沙发上，每天早出晚归，对张润娥客气得像个陌生人。 这比吵架更伤人。吵架说明还在乎，还有情绪交流，这种客气的疏离，才是最彻底的否定。 其实，咱们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顾维钧这事儿做得挺不地道的。你反对包办婚姻，你应该去跟你爹刚，欺负一个17岁的小姑娘算什么本事？人家张润娥也是受害者，而且人家还是一心一意想跟你过日子的。 但若是站在顾维钧的立场，他又觉得很委屈：我是个独立的人，凭什么要为父辈的承诺买单？如果我碰了她，生了孩子，那我这辈子就被锁死了，我的外交理想、我的抱负，全得泡汤。 这种僵局维持了几个月，破局的人，竟然是张润娥。 这个传统女子，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聪慧。她看出来了，这个男人的心，就像天上的鹰，根本不在这个家里。她越是对他好，他越是痛苦。 后来，顾维钧实在受不了了，提出要回美国继续学业。家里人当然反对，说你刚结婚跑什么？这时候，张润娥站了出来。她没有哭闹，没有阻拦，反而帮着顾维钧劝说公婆：“让他去吧，男儿志在四方。” 甚至在顾维钧提出让她随行去美国时，张润娥也同意了。 可惜，到了美国，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回暖。顾维钧把她安顿好，依然不跟她做夫妻。最后，两人坐下来谈判。 这次谈判很有意思，没有激烈的争吵。顾维钧甚至提议，大家做朋友，或者做兄妹。这对于张润娥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她看着眼前这个意志坚定的男人，终于明白，这段婚姻从头到尾就是个错误。 后来，两人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 离婚后的张润娥，做出了一个让人心碎的决定。她没有改嫁，也没有留在美国，而是独自回到了上海。她拿着顾维钧给的一笔赡养费，从此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隐身了。 再后来，她选择了出家，常伴青灯古佛，直到1974年去世。 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里，提到了很多风云人物，但对张润娥，他的笔触总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愧疚。他说张润娥宽厚、善良。但他唯独给不了她想要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