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这位在英国银行存下巨款的王爷，正是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 奕劻早年并非天潢贵胄里的佼佼者，家族没落的他曾靠典当家产度日，能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峰，靠的不是治国安邦的才学，而是精准揣摩上意的本事。 他的一手毛笔字还算拿得出手，早年就成了慈禧的御用代笔，帮着处理一些奏折和圣旨相关的琐事。 时间久了，他摸透了慈禧的喜好，对方随口提及的小事他都能当成要事办妥，逢年过节的奇珍异宝更是从不缺席，慢慢成了慈禧身边最信赖的宗室成员，一路坐到了首席军机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手握晚清军政大权。 权柄在握后，奕劻彻底暴露了贪婪的本性，庆王府几乎成了明码标价的官帽交易市场。 他给不同官职都定了标准价码，想当尚书要拿六十万两白银，道员起步价两万两，就连出使英国的差事都得花两万五千两才能谋到。 邮传部尚书的肥缺空出来时，大商人盛宣怀有意争取，奕劻直接把底价从三十万两抬到六十万两，一番拉扯后才以三十万两现金成交。 有个叫陈璧的小官，凑了五万两银子再加上一批珍宝，不仅认了奕劻当干爹，还直接被提拔成正部级的尚书，连借钱给他的金店老板都跟着沾光，捞到了铁路局长的职位。 四川有个候补道更是把行贿做成了流程，先花三万两打点王府门卫，再送上十万两寿礼，最后在赌桌上故意输给奕劻的儿子数万两，这才换得一个海关道的实缺。 为了把每一笔进项都算清楚，奕劻特意准备了四本账册，按金额划分成福禄寿喜四类，万金以上的进福字册，五千以上的进禄字册，就连百金以下的小额礼金都单独记在喜字册里，丝毫不敢遗漏。 他七十岁大寿时，单是现金就收了五十万两，各类礼物的价值加起来超过百万两。 他的妻子也有独特的敛财法子，靠着和官员家眷打麻将，三天就“赢”了三十万两，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官员们变相送的好处。 就连王府看门的人，每年收的门敬都有几十万两，奕劻还要按比例从中抽成，真正做到了连蝇头小利都不放过。 除了卖官鬻爵，奕劻还从外债和工程款项里大肆捞钱。 晚清国库空虚，经常要靠举借外债维持运转，奕劻借着主持借款的便利，从中抽取高额回扣。 1903年的沪宁铁路借款，原本有325万英镑的额度，清廷实际到账却只有200万英镑，其中30万英镑都进了奕劻的腰包。 1906年修建颐和园新苑，300万两的工程款里他硬生生截留了80万两，两年后办理慈禧和光绪的国丧，又从500万两经费里私吞了上百万两。 此外他还借着总理衙门的便利，为外资银行争取海关和铁路相关业务，以此收取巨额节礼，汇丰银行甚至为他开了化名账户专门接收这类灰色收入。 从1904年开始，奕劻就已经在汇丰银行开始存钱。 当时他一次性送去120万两黄金，让银行职员都大为震惊。 他很懂得分散风险，部分资产转到香港的汇丰分行，部分则兑换成英镑存到伦敦的银行，还找了洋人顾问设计保密信托，确保后代也能支取。 到1911年时，他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就达到了712.5万英镑的规模。 那时的英镑价值极高，达尔文在伦敦买带花园的豪宅也才花了2000英镑，其购买力可见一斑。 1917年，奕劻在落寞中离世，溥仪对他恨之入骨，在议定谥号时本想赐下缪或丑这样的恶谥，最后才勉强定了含义晦涩的密字。 奕劻的这笔海外巨款成了晚清王朝崩塌的一个缩影，当国家栋梁变成了掏空王朝的蛀虫，再坚固的统治根基也会随之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