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韩先楚回乡探亲，刚进村就被村民骂，他立即打电话：传我命令。 1981年深秋的红安县吴家嘴村，老槐树枝桠间漏下的阳光，照见陈尊友手背上溃烂的冻疮——那冻疮裂得像干涸的土地，和他身上打满补丁的棉袄一样刺目。 68岁的韩先楚攥着这只冻僵的手，指节泛白，比当年在东北战场被子弹擦伤还疼。 这是他离家52年后首次归乡，开国上将的肩章在土坯房的昏暗里，突然显得格外沉重。 “当将军就忘了本？”村民的骂声混着寒风灌进耳朵。 他想起1934年长征过草地，老乡塞的红薯干——那甜味，怎么就变不成乡亲碗里的饭？ 转身走向村外的田地，干裂的田垄上，玉米秆矮得能塞进灶膛，大跃进时修的水渠早塌成碎石堆。 “天旱浇不上水，交完公粮够吃半年。”老农蹲在田埂上抽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眼里的光。 当晚在公社土炕上，韩先楚摸出贴身的津贴袋，数出里面所有钱——那是他准备给老母亲买营养品的。 第二天清晨，他揣着钱走进烈士李云龙家，老人正佝偻着背捡柴火，灶台上摆着半碗结了痂的玉米糊。 “你儿子1948年跟我打天津，肠子被炮弹炸出来还往前冲，是英雄。”他把钱塞进老人手里，声音发颤，“英雄的娘，不能靠捡柴过日子。” 可12个村子走下来，笔记本记满了“王大爷缺粮”“赵寡妇家孩子要上学”，密密麻麻的名字像战场上牺牲战友的名单。 他突然意识到，单靠揣在兜里的津贴远远不够。 煤油灯下，他拨通军区电话时，手指还沾着田埂上的泥：“调五万件军大衣到红安，费用从我工资里扣！” 秘书在一旁小声提醒，将军的月薪不够扣几件大衣。 韩先楚猛地拍桌，搪瓷缸子震得跳起来：“当年跟我出来的20多个同乡，一半埋在了关外！我活着穿暖衣，他们在地下挨冻？这将军椅，坐得不安稳！” 他想起渡海南时，七天七夜趴在木船上测水情，浪头打在脸上像刀子割；现在看着垮塌的水渠，突然明白——水渠是庄稼人的战船，修不好渠，乡亲们就永远困在旱地里。 他连夜写了三页纸的帮扶方案，第一条红笔圈着“修水渠”，旁边批注：“渡海能赢，修渠不难，缺的是把命豁出去的劲头。” 回京后第一件事，他没回家，直接扎进农业部的种子库。 警卫员押着三卡车稻种南下时，他又跑到军区工程队，指着地图上的红安：“当年你们帮我架浮桥渡乌江，现在帮老乡修水渠，都是打仗——打脱贫的仗！” 1982年春天，“红安希望小学”的校牌挂上时，韩先楚亲手栽下的槐树刚抽出嫩芽。 他蹲在教室里，给孩子削铅笔，笔尖断了三次——老花镜度数早该换了，他却把配眼镜的钱买了课本。 1986年病床前，他拉着儿子韩卫平的手，枯瘦的手指点着地图：“水渠要通到每家田埂，就像当年电话线要架到每个阵地。” 如今那棵槐树已长成“将军槐”，枝繁叶茂地罩着扩建后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县博物馆里，他捐的8000元存折复印件旁，放着陈尊友当年那件补丁棉袄，讲解员总说：“军大衣裹住的是一个老农的冬天，可他心里装着整个红安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