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说：“我父亲是侵华日军，我从不吃中国菜，因为我不配，我也不生小孩，因为我的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这样的血脉，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很多人不仅是想把优秀的基因传下去，更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荣光，可对于享誉世界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来说，血脉却成了他最急切想要切断的诅咒。为此，他和妻子甚至早早就达成了那样残酷的默契：这辈子绝不生孩子。 这并非所谓的丁克时尚，而是源于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恐惧。在他看来，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侵略者的基因”，既然无法更换血液，那就必须让这种罪恶的血脉在自己这一代彻底终结。 这种极端的自赎心理，不仅仅体现在生育观念上，更渗透进了他生活的细枝末节，比如在面对食物的时候。 哪怕饥肠辘辘地奔波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哪怕坐在前往诺门坎战场的火车上四周饭香扑鼻，村上春树也宁愿掏出背包里冰冷的自带罐头和白饭充饥，也绝不肯碰一下当地的中国菜。 对他而言，当年的父亲曾作为加害者践踏过这里，作为儿子的他，如今根本没有资格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片土地上的美食。每一口饭菜咽下去，似乎都是在吞咽某种无法消解的罪孽感。 这场持续半生的精神苦役，梦魇的源头是他的父亲——村上千秋。 年幼的记忆里，清晨总是伴随着沉闷的诵经声。作为京都寺庙之子的父亲，每天都在佛坛前长跪不起，那是为了超度战争中死去的亡魂——不仅有死去的战友，更有死在他国土地上的“敌人”。 尽管父亲平日里沉默寡言，但那些关于战场的只言片语，还是一次次扎进了村上春树的心里。 最让他战栗的，是父亲讲述处决中国战俘的场景：那位中国士兵在军刀落下的那一刻，明知生命将逝，却表现得毫无惧色，那种死一般的寂静与尊严，让刽子手都感到胆寒。 那个瞬间，“刺刀”、“鲜血”和“死亡”不再是书本上的词汇，而是父亲手中曾经握着的凶器。这种恐惧让父子之间产生了一道长达二十多年的隔阂。 成年后的村上春树为了弄清楚父亲究竟有没有参与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像侦探一样耗费五年时间去翻找陈旧的军事档案，四处寻访当年的知情者。 调查结果显示，父亲所属的第十六师团确实是那场暴行的主力部队，但在时间线上，父亲是在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年才入伍抵达中国。 虽然在具体时间点上避开了那场人间炼狱，这让村上春树如同劫后余生般松了一口气，但他心里更清楚，这并不代表清白。 作为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父亲手里的枪依然沾着无辜者的血，那是无法洗刷的“原罪”。 于是，那些不曾说出口的愧疚，变成了他笔下最锋利的刀刃。他不再逃避，而是选择把这些鲜血淋漓的历史硬生生地剖开展示给世人。 在《奇鸟行状录》里，他借人物之口，还原了日军将人以此投井再扔手榴弹炸死的残忍手段；在《刺杀骑士团长》中，他更是不惜笔墨去描写南京城下的尸体是如何堵塞了长江，甚至通过书中角色发出质问：四十万亡魂与十万亡魂的区别，难道能改变大屠杀的性质吗？ 这种直白的揭露，让他瞬间成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眼中钉。谩骂他是“卖国贼”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甚至发起了焚书运动，指责他为了讨好西方而抹黑祖国。 但在2019年，年届七十的他依然选择在杂志上发表随笔《弃猫》，把自己父亲是“侵华日军”的身份这一“家丑”公之于众，甚至还配上了一张童年时与父亲打棒球的温馨合影。那黑白照片里的温情背后，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残酷。 在村上春树看来，爱国并不是无底线地掩盖疮疤、自我吹嘘，真正的良知是敢于承认错误，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而拼命警示。正如他所说，即便是一滴雨水也有属于它的历史。 既然承接了上一代的生命，就必须扛起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不管这责任有多么让他痛不欲生。父亲用余生的诵经来试图超度亡魂，而他则用这一生的绝后与书写，来对抗整个民族的遗忘。 信源：中国教育服务网——一位日本作家的良知：我身上流着恶魔血液，必须要在我这一代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