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29日，朱安病逝。生前她立下遗嘱，所有遗产都归周海婴，希望周海婴能以“儿子”的身份来为自己送终。没想到，周海婴只拿走了遗产，却拒绝来送朱安最后一程…… 一九四七年，北平的夏天闷得人心口发堵。 城南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小院门掩着，屋里只剩药味和喘息声。床上的朱安瘦得不成样子，枕头底下压着一纸遗嘱：北平这处房产地基，手里分到的鲁迅遗物、书籍和出版权收入，一并送给周海婴。 按规矩说，这样写遗产，算得上周全。 可她心里打的根本不是财产账，而是“儿子账”。绍兴老家的老理儿，她记了一辈子：人死要有子嗣守灵，棺前要有人点香、倒茶，这样才算有家可归。 她和鲁迅做了几十年“有名无实”的夫妻，肚子一直没消息。 一九二九年，从信里知道上海那边孩子出生，取名周海婴，她当场就翻了个念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儿子。”遗嘱写得干脆，其实是拿全部身家，换他肯以“儿子”的名义来送自己最后一程。 胡同外偶尔有车轮声滚过去，很快又远了。 屋里只剩跟了她二十年的王妈，端药、擦身，忙前忙后。 朱安躺了三个多月，西医、中医都看了，药一碗接一碗喝，病却只往下坠。她嘴上还念叨着“不做孤魂野鬼”，眼睛不时望向门口，等的那个人始终没出现。 这桩冷清结局，线头得往一九零六年去找。 那年七月，鲁迅在日本念书，忽然接到家里电报，说母亲病重，让他赶紧回来。 人一踏进绍兴老宅，就看见墙粉刷一新，新家具摆好，亲戚进进出出，嘴上说的是“病情”，脸上却挂着“喜气”。所谓“病重”，多半已经让位给“成亲”。 新娘早就定下，裹着小脚，规规矩矩站在厅堂里。 新娘就是朱安，出身还算体面，从小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环境里长大，耳朵里灌的全是“顺从”“孝顺”“好女不改嫁”。 成亲那天，她低着头，把所有礼节做得认真。 鲁迅一脸冷气，任人摆布。新婚之夜，两人话没几句。第二天，佣人看见他脸上印着被面的花纹，有人悄声说，多半是蒙着头捱过去的。 没过多久，朱安回门回来，鲁迅索性搬到母亲房里住，新房从此只剩家具。 对外，他跟朋友说，这是母亲给的一件“礼物”，只好负责供养，谈不上情爱。 朱安那边，理路简单，既然嫁进周家，就认定要守一辈子。 鲁迅后来提过几次离婚，话刚开头，就被她一句“好女不改嫁”堵了回去。 时间往前推，鲁迅弃医从文，天天写文章骂封建礼教，包办婚姻成了他笔下的靶子，家里这桩婚事，成了他心里最不愿提起的一块疤。 朱安不识几个字，鲁迅劝她放足读书，她记得的是母亲那句“好人家的女儿都要缠足”，回一句“女子读那个作甚”，就把话题掐断。 一个拼命往前冲，一个站在原地不敢动，夫妻之名挂着，路已经分开走。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噩耗传到北平，朱安心里一紧，很想南下奔丧，以原配夫人的身份送一程。 鲁母那时已经年近八十，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撑不住，她只好在西三条胡同的小院里设灵堂，在香火前一站就是好几天。 鲁迅去了，这个家真正的顶梁柱塌下去，从那以后，她和鲁母的生活，全靠许广平按月寄钱接续。 抗战爆发，物价疯涨，鲁母一九四三年也过世，寄来的钱捉襟见肘。 朱安年纪大了，毛病一身，吃药、看病都要花钱。她给鲁迅在日本的老友写信求助，信丢在战火里没了影。周作人出主意，说不如卖一点鲁迅的藏书换生活费。 她心里舍不得，翻翻箱底又没别的办法，咬咬牙答应。 一九四四年八月，新中国报登出“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上海文化圈一下子炸开。 许广平连忙写信让她别卖，又托律师在报纸上登声明，搬出“遗产公同共有”的条文。口口声声都在护着“鲁迅的东西”。 朱安被夹在中间，忍了很久，终于憋出一句：“你们老说要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也得有人保存保存我呀。” 鲁母去世后，她拒绝再收周作人的钱，却继续接受许广平的接济。 两个女人隔着几千里写信，一个在文里叫她“安姑”，一个在信里称对方“许先生”。都是被同一个名字牵着的旧人，一个代表旧礼法，一个代表新观念，各自扛着一头。 周海婴在上海出生，长大后读的全是新文化的书，知道父亲一辈子反对三妻四妾，反对包办婚姻。 要是开口叫朱安一声“母亲”，生母许广平就得退到“妾”的位置，这道理他咽不下去。 十五六岁时，他开始收到北平寄来的信。 朱安在信里问他的病、他的学业，听说他研究无线电，就写“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字不漂亮，情分却真。对外，他始终用“朱安女士”“朱安阿姨”来称呼，在书里再三说自己对她“怀有尊敬之情”，就是不肯迈出那一步。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小院热得发闷。 朱安气若游丝，心里惦记的还是两件事：能不能葬在鲁迅身边，将来地下好有个伴；“儿子”肯不肯来棺前站一站，让自己不至于孤零零走。前一桩，许广平揣着对鲁迅性格的理解，没有同意；后一桩，只落下遗产顺顺当当交到上海，人没来。 她最终葬在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碑不起眼，旁边放了一只陪伴多年的水烟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