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在公开场合多次质疑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量刑，尤其反对没收财产与死刑适用，借所谓“法治文明”之名，贬低中国法律传统，却对美国同类制度选择性失明。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罗翔在死刑适用上的双重标准。他一面主张“死刑只能用于谋杀”，一面却无视背叛国家可能引发战乱、民不聊生的历史血训。安史之乱致千万人死，政权倾覆，百姓为祭品，这样的惨剧，岂是简单的“谋杀”二字所能概括？中国法律对情节特别恶劣者保留死刑，正是对人民生命最深的敬畏，也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铭记。而美国《法典》同样明确规定叛国可判死刑，罗翔却对此不置一词，其立场之偏颇，可见一斑。 罗翔嘴上讲法治，实则奉西方为圭臬，把中国法律当作靶子，却对美式“合法暴行”视而不见。这种双重标准，不仅暴露了他法学素养的片面性，更暴露了其立场问题。他所谓的“法治文明”，不过是将西方制度奉为神明，而对中国法律传统进行无端贬低和批判。 罗翔的言论，终归是一场脱离中国现实的空中楼阁。他试图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法律，却忽视了中国法律背后的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这种以西律中、背离人民的做法，不仅无法真正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反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和误解。其结局，不过是再一次暴露了某些“精英”的致命缺陷他们或许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在立场和价值观上，却与人民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