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叔辈，五十年代说去出个差，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每年春节，他单位雷打不动来两个人。不太多话，就是看看我爷爷，坐一会，临走塞个信封。信封里，不多不少，二百块钱。我小时候没见过这位叔辈，家里相册里有张他的黑白照，穿一身蓝色工装，站在工厂门口笑，牙齿很白。 五十年代那个春天，叔说去外地出差，背个帆布包就走了，再没回来。 从那以后，每年春节下午，他单位准来两个人。 穿中山装，戴旧棉帽，话不多，就坐在爷爷身边，看他摸那只缺角的搪瓷缸。 临走塞个牛皮纸信封，不多不少，二百块，三十多年没涨过。 我没见过叔，家里相册第三页夹着他的黑白照：蓝色工装，站在工厂门口，笑得露出白牙，身后烟囱冒着烟。 小时候总问奶奶，叔去哪了？奶奶就翻相册，指着照片说“在厂里加班呢”。 来人坐的那半小时，屋里很静，爷爷不说话，就摩挲缸子上“劳动最光荣”的字，来人也不催，等他摸够了才起身。 三十多年，二百块没变，是单位忘了物价，还是叔当年就交代好了“别多给，怕家里起疑”？ 去年清明整理爷爷遗物，在缸子底发现张纸条，是叔的字迹：“爸，任务特殊，勿念，照顾好妈”。 以前以为那二百块是抚恤金，后来才懂——那是叔没说出口的“我还好”，是单位替他守的承诺。 那二百块，不是钱，是叔和家里的线，断不了；来人坐的那半小时，是替他陪父亲说说话，哪怕只有沉默。 爷爷走那年，单位来人鞠了三个躬，说“老领导，我们尽力了”。 现在相册里的照片有点褪色，但叔的牙还是很白，像在说“我没食言”。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等待不用答案，能被人记挂着，就是团圆。 照片里的烟囱早拆了，可每年春节，我还是会在下午三点泡杯茶，等那两个不会再来的人——就像爷爷当年那样，等的不是人，是心里那根没断的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