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一点的好”。 汪东兴老年时，有个谁都劝不动的小习惯。 毛主席生辰、忌辰，准时拎着花去纪念堂，脚慢了，人也要去。 回到家，照例煮一锅面，说是给毛主席“过日子”。有人问他回忆录为啥不卖给出高价的外国出版社，他只抛一句，版税少点没啥，将来好抬头见毛主席。 这个看上去有点“轴”的老头，当年从什么地方走到毛主席身边的，得往回翻很久。 江西弋阳县清湖乡，穷得出名，一九二九年他在那儿参加革命，一九三一年入团，一九三二年入党，一头扎进红军。做过排长、指导员、野战医院政委，跟着队伍长征，到了陕北，在两延河防司令部、八路军卫生部、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中共中央社会部轮番干活。 头衔不算耀眼，却是一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那种人。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压到延安，中共中央准备撤离。 毛主席从一堆干部里挑人，把汪东兴调来，挂上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副参谋长、党总支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这个时候，谁负责安全，等于谁替中央兜底。 临撤离那几天，他天天围着地形打转。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他追问得很细，听说走汽车，就想到机场正在挖壕沟，必须先去打招呼，留出一条道，不然队伍开到跟前就得原地干耗。 王家湾一带，他和刘辉山、古远兴、龙飞虎这些警卫骨干踩遍山头，认准制高点，在山顶挖工事，白天暗哨，晚上加岗，驻地周围撒流动哨，大路上不乱查证件，做到外面看着松，里面绷得紧。 那场有名的阻击，就是在王家湾。 中央要转移，毛主席还坚持要亲眼看见敌人再走，任弼时急得直劝，周恩来说不如找人替主席盯着。毛主席回头一句：“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他干脆接话，只要主席下命令，就留下。毛主席本想给他一个连，他说一个加强排加几个骑兵就够。 那晚他带着一个加强排和五名骑兵守在山顶，对面是刘戡一个团的前卫。 三次打退敌军，自己只出了一名轻伤，趁着大雨悄悄撤走。敌人清剿王家湾的计划被拖后整整十二个小时，这十二个小时，给中央机关的转移抻出一块缓冲地带。 毛主席后来评价，说这是用极少兵力拖住大股敌人，是拿勇气和脑子换来的时间。 敌人扑了个空，从小河村方向撤回去，毛主席又把一个连交给他，让他尾追，在安塞、延安一线打游击。高家川的三个制高点，他布下伏兵，一个连啃掉敌一个营，还打毁一辆汽车，从车上翻出敌军联络密码本，派两个骑兵急送前委。战斗间隙，警卫连帮老百姓抢收麦子，几次赶跑还乡团，保住八百多担麦子。毛主席听完汇报，说仗要挑着打，该打的打得干净，不该打的就按兵不动，又点了一句，保护八百多担粮食，和干掉八百个敌人一个分量。 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北平，车到滹沱河边，三百米外河面上一群大雁在水里折腾。傅作义让他试枪，他抬枪远射，大雁落水，老军人笑着给了个九十分。 那一刻，别人看到的是枪法，他靠的是多年实战和彭杨步兵学校磨出来的底子。 新中国刚站稳脚，一九四九年年底，毛主席准备第一次去苏联。 出访要保密，不能宣传，沿途从北京到满洲里，桥梁、涵洞、制高点怎么守，毛主席交给汪东兴，让他去和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几个人研究。 专列前卫车五节，五十名士兵盯着路，后卫车五节既是警卫车又是礼品车，中间主列车十节，毛主席乘坐的公事车里分出四个房间，中间一间是他住，前头一间会客，后面两间给身边人，其他随行的，各归各位。 莫斯科郊外那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合影，背后是这一整套安排兜着。 从香山到中南海，再到日常外出视察，他一直在这条安全线的最前头。 中办警卫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九局，中办警卫局局长，总参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办主任，这些职务换来换去，有一条没变，中南海的警卫归他管。 中途他被送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到江西当副省长、省委常委，兼农垦厅厅长、劳动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一九六〇年起又任公安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授少将，一路往上走，既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忠诚的肯定。 毛主席评价他，说他“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太会摆道理，又提起“厚重少文”这个说法，还拿汉朝周勃打比方。在毛主席眼里，这样的人不擅长作报告，却适合守大门。 六九年九大上，他成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七三年十大成了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二月进入中央军委，做到委员、常委。 晚年再看这一串经历，毛主席那句“人还是旧一点的好”就多了几层意思。 对毛主席来说，是用惯了一个人，不愿换新脸；对汪东兴来说，是认准了一个人，一辈子不想改口。每年他拎着花走进纪念堂的时候，外人看到的是一个老干部在怀旧，他心里想的，大概还是那个在王家湾山顶上问他“敢不敢留下来”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