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郭沫若迎娶张琼华，新婚之夜，郭沫若见新娘子太丑而愤怒离去，拒绝洞房。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新娘拉住他的衣袖哀求道：求求你，跟我圆房吧。郭沫若看了妻子一眼，依然转身离开了。 1912年，郭沫若那时候还是个20岁的热血青年，满脑子都是民主、自由、科学。他在外地读书，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可老家的母亲不管这些。郭母是个典型的传统老太太，她觉得儿子大了，就该成家立业，于是自作主张，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就是隔壁村的张琼华，比郭沫大两岁。 在郭母眼里，张琼华简直太完美了：出身书香门第，读过私塾，懂礼数，会持家，更关键的是，这姑娘生辰八字和儿子特别合。郭母在信里把未来儿媳妇夸成了花，什么“赛黛玉”、“通文墨”、“天足端正”。郭沫若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包办婚姻，但那年头，“孝”字大过天，他拗不过母亲，只能硬着头皮回来成亲。 大红花轿抬进了门，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当红烛摇曳，郭沫若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挑开新娘的红盖头时，那一瞬间的失望，恐怕是他这辈子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眼前的张琼华，长相平平，用郭沫若后来的话刻薄地形容，有一对“猩猩似的朝天鼻”。更让他崩溃的是，当他目光下移，看到的不是母亲信里说的“天足”，而是一双被紧紧缠裹的三寸金莲。 那一刻，郭沫若觉得自己被骗了，被母亲骗了，也被这个旧礼教骗了。他一个追求思想解放的新青年，怎么能娶这样一个代表着封建糟粕的旧式女子？愤怒和厌恶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一分钟也待不下去，转身就要走。 这时候，一直低着头的张琼华慌了。她虽然是旧式女子，但也知道新婚之夜丈夫夺门而出意味着什么。她顾不得羞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死死拉住郭沫若的长衫下摆，哭着哀求：“求求你，跟我圆房吧，哪怕给我留个孩子也好啊。” 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没有丈夫的疼爱，如果再没有个一儿半女傍身，她在婆家就等于没有了立足之地，这辈子就算完了。 可是，郭沫若的铁石心肠在那一刻显露无疑。他只是冷冷地看了妻子一眼，那眼神里没有半点怜悯，只有决绝。他用力挣脱了张琼华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婚房，把自己反锁在厢房的书房里睡了一夜。 这一夜，张琼华独守空房，泪水打湿了红烛。这短短的几个时辰，成了她漫长一生中唯一的“婚姻生活”。 五天后，郭沫若就找借口逃离了家乡，去了成都，后来又东渡日本留学。他这一走，就像鸟儿飞出了笼子，外面的世界天高海阔。他在日本很快就有了新的生活，遇到了日本护士佐藤富子，两人自由恋爱、同居生子。郭沫若在日本搞文学创作、搞革命活动，风生水起，成了人人敬仰的大文豪。 而张琼华呢？她被彻底遗忘在了乐山老家的深宅大院里。 从郭沫若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张琼华就实际上成了“活寡妇”。但她是个认死理的女人，她觉得自己既然进了郭家的门，拜了郭家的祖宗，生是郭家人，死是郭家鬼。 她这一守，就是整整68年。 这68年里，她过的是什么日子？郭沫若当了甩手掌柜，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柔弱的肩膀上。郭家家道中落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张琼华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要伺候常年卧病在床的公公婆婆。 史料记载，郭母晚年瘫痪在床，脾气变得很坏。张琼华毫无怨言，每天端屎端尿，擦洗身子。为了防止老人生褥疮，她每晚都要起来好几次给婆婆翻身。她像个最忠诚的仆人，尽心尽力地替那个不回家的丈夫尽孝。 郭家虽然败落了，但依然保持着旧式家庭的规矩。张琼华谨守妇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唯一的寄托，就是郭沫若小时候读过的那些旧书。她识字不多，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她就喜欢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用满是老茧的手指轻轻摩挲那些书页。仿佛通过这种方式，她能离那个遥不可及的丈夫近一点，能触摸到他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直到1939年，郭沫若借着回乡探亲的机会，才再次见到了这个被他抛弃了27年的发妻。那时候，郭沫若已经是享誉全国的文化旗手，身边还带着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于立群。而张琼华，早已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农村老妇。 郭沫若或许是出于愧疚，恭恭敬敬地向张琼华鞠了一个躬。他对别人说，张琼华一生操劳，替他尽孝，他很感激。 可是，感激有什么用呢？那个鞠躬，对于张琼华来说，太轻太轻了，轻得根本无法承载她这几十年的血泪和孤寂。她这辈子，连郭沫若的一个手指头都没真正碰过，连一句温存的话都没听过，就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郭夫人”的名分，耗尽了一生的好光景。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定居北京，身居高位。家乡政府对张琼华很是照顾，每个月给她发生活补贴。据说，张琼华把这些钱都攒了下来，自己舍不得花一分，临终前全部交给了国家。 1980年，90岁高龄的张琼华在乐山老家寂寞地离世。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她这一辈子，没享受到一天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