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军连长打了胜仗后，趁着休息时间写总结，这时，翻译押了一个越南女兵走过来：“连长，这个女俘虏还挺好看！” 周元生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墨水在糙纸上洇出个黑点。他抬头，看见女兵军帽歪在一边，露出半截麻花辫，辫梢系着褪色的红绳——和他牺牲的妹妹当年扎的一样。 “俘虏政策忘了？”他把钢笔插进绑腿，声音压得比战壕里的风声还低。翻译黄泽南脸一红，挠着头退到一边；这是他头回见新连长动怒，忘了对方不仅会打仗，还在团部管过俘虏审问。 没人知道，三天前的周元生还在团部帐篷里翻越南地图。听见5连在探某高地折了两任连长，他把瑶语词典往桌上一拍：“我去！”团长盯着他胳膊上的伤疤——那是去年教新兵投弹时被弹片划的，“你懂瑶语，留后方能审出多少情报？”他扯开领口，露出里头的旧军装：“5连缺的不是翻译，是能带着冲锋的人！” 夜袭那晚，山风裹着血腥味往鼻子里钻。尖兵小李刚拨开茅草，脚下“咔嗒”一声——地雷引线在月光下闪着银光，瞬间，山坡上的机枪像被捅了的马蜂窝，火舌舔向夜空。周元生抄起两挺冲锋枪，腰上还别着一挺，吼道：“跟我冲！”子弹在他耳边嗖嗖飞，他却像没听见，踩着弹坑往前蹦，枪管烫得能煎鸡蛋，弹痕密得数不清。 两小时后，五个高地的红旗都插上了顶。士兵们围着他欢呼，他却蹲在战壕里写总结，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直到黄泽南押着女兵过来，他才想起——这翻译是越南归国华侨，在西贡见过美军把越南妇女当战利品；此刻看着女兵辫梢的红绳，竟忘了俘虏手册第一条：不侮辱，不虐待。 “解绳子，送俘管所。”周元生把总结本合上，封皮上“5连周元生”五个字被硝烟熏得发黑。黄泽南愣了愣，赶紧解开女兵手上的草绳；女兵没跑，反而从口袋里摸出颗糖，塞给旁边的小战士——那是她弟弟留下的，弟弟昨天刚满12岁，也上了战场。 这事后来传到师部，师长拍着桌子夸：“好个周元生！硬仗打得赢，政策守得牢！”那挺打弯的冲锋枪被送进展览馆，玻璃柜里，弹痕像星星一样闪。他却摆摆手：“枪是5连的，功劳是兄弟们的。” 1979年5月，一等功奖章挂在胸前时，他正帮炊事班挑水。上级想调他去军区机关，他摇头：“我只会带兵，坐办公室不习惯。”直到1992年转业到惠州畜牧局，他还是老样子——每天早到半小时，先把走廊扫干净，像当年扫战壕里的弹壳。 养殖户老张头第一次见他，是在猪圈旁。周元生蹲在粪堆边，手里捏着把猪饲料，跟老张头说：“这玉米配比不对，得加两成麸皮。”老张头递给他瓶矿泉水，他摆摆手，从包里掏出军用水壶，壶身上“为人民服务”的漆掉了一半，却比办公室的搪瓷杯还亮。 有人问他，从战场到猪圈，亏不亏？他笑了：“都是为老百姓做事，咋会亏？”那年探某高地上，他护着的是身后的公路铁路；如今惠州乡下，他护着的是栏里的猪、圈里的鸡——一样的，都得用心守着。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早散了，但周元生的故事还在流传。5连的老兵聚会时，总有人提起那个红绳辫女兵：“要不是连长心细，咱5连的名声就脏了。”而他总说：“不是我心细，是纪律硬——解放军的枪，既能打敌人，也能护百姓；解放军的人，到哪儿都不能忘了本。” 每天清晨，惠州畜牧局的走廊里总有扫帚声——比上班铃早半小时。那是周元生在扫落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背上，像当年战壕里的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