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统的徐恩曾被撤职后，无事可干的他改经商卖黄豆，囤了30万斤黄豆后，黄豆价格却大跌，妻子提议：“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 1945年的重庆，天刚入秋就带着股寒意，徐恩曾揣着蒋介石“永不录用”的手令，站在自家空荡荡的客厅里，心里比天气还凉。执掌中统十五年，当年出门前呼后拥，签个字就能定人祸福，如今却成了没差事的闲散人。 看着家里一天天减少的积蓄，这个留过洋的硕士咬咬牙，决定下海经商——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栽在一袋袋黄豆上。 徐恩曾选黄豆不是瞎蒙的。抗战刚结束，市面上啥都缺，粮食更是金贵。他想起之前开碾米厂时，借着流动船坊避开空袭，赚得盆满钵满的光景，觉得农产品肯定稳赚。 揣着当官多年攒下的家底，他跑遍重庆周边乡下，硬生生收了30万斤黄豆，租了城郊一个大仓库囤着。 那时候黄豆价确实不错，一斤能换两斤玉米面，他摸着仓库里堆得像小山的黄豆，心里盘算着等运输线恢复，价格再涨点就出手，这笔钱够全家舒舒服服过好几年。为了防霉变，他还特意雇人定期翻动，觉得自己把啥都考虑到了。 可现实给了他结结实实一巴掌。过了没俩月，黄豆价跟坐了过山车似的往下跌，到最后一斤连半斤玉米面都换不来。徐恩曾急了，跑到粮市打听，几个粮商的话让他浑身发冷：“战后乡下丰收，新豆子全涌上来了，谁还买你囤的陈货？”他这才想起，自己当惯了官，只懂靠权力抢资源，压根没摸透市场的脾气。 30万斤黄豆，每天光仓库租金、雇工费就不是小数，更要命的是，仓库再潮，也挡不住虫蛀鼠咬，有些豆子都开始发潮结块，再卖不出去就真成一堆废料了。 妻子费侠看着他愁得饭都吃不下，小心翼翼提了句：“要不咱把黄豆磨成豆腐卖吧？”这话刚出口，徐恩曾就炸了。 他一拍桌子，官威还没全散：“荒唐！我徐恩曾就算坐吃山空，也不能挽着袖子磨豆腐！”这话喊得硬气，可晚上他看着米缸快见了底，仓库钥匙在手里攥得发烫，心里比谁都清楚——权力没了，以前的同僚下属躲都躲不及，没人再卖他面子。 那几天，他偷偷去街头看豆腐摊，看着摊主麻利地切豆腐、称重量，围观的人排着队，心里的傲气一点点磨没了。 真上手磨豆腐，他才知道这活儿比审问犯人难十倍。找了两个伙计，买了石磨大缸，第一次泡豆就没掌握好时间，磨出的浆又粗又涩。 点卤时更糟，盐卤放多了，豆腐硬得像石头，咬都咬不动。伙计们憋着想笑，徐恩曾脸上火辣辣的，这才明白，当官时呼风唤雨的本事，到了豆腐坊里一文不值。 费侠没法子，托人从乡下请了个磨豆腐的老师傅，老师傅看他一眼，直截了当：“做官我不懂，磨豆腐得凭良心，豆子泡足六个时辰，磨要转匀，卤要点慢，差一点都不行。” 徐恩曾放下了身段，跟着老师傅学了半个月，手上磨出了厚茧，终于摸出了门道。豆浆磨得细腻，点卤时手腕稳了，压出来的豆腐嫩得能掐出水。 可新问题又来了，让伙计去卖，路人看是生面孔，问都不问。费侠拉着他一起站摊，他换上粗布褂子，把西装皮鞋锁进箱子，心里五味杂陈。以前他穿绫罗绸缎，听的全是奉承话；如今沾一身豆腥味，要笑着给顾客装豆腐，还要跟人讨价还价。 没想到，转机就这么来了。有个以前中统的小职员路过，认出他来，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徐主任？您怎么在这？”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怀着好奇来买豆腐，尝过之后都竖大拇指：“徐大官磨的豆腐就是不一样！” 其实哪里是身份的功劳，是他不敢偷工减料——3斤黄豆出1斤豆腐，他从不少放一两豆子，卤也是老师傅传的秘方，味道自然地道。渐渐地，他的豆腐摊前排起了长队，每天几十斤豆腐早早就卖光了。 有次以前的老部下提着礼品来看他，见他在院子里晒豆腐渣，叹气说：“您当年何等风光，怎么沦落到这步？”徐恩曾递给他一块刚做好的热豆腐，苦笑一声：“风光都是权力给的，现在凭双手挣饭吃，心里踏实。” 他这话没说错，后来他又折腾过不少生意，开皮鞋厂缺原料，搞打捞公司没捞到值钱东西，唯独磨豆腐那阵，虽然累，却从没这么踏实过。 徐恩曾的遭遇不是个例。当年跟他一起失势的官员不少，有个姓周的同僚，囤了大批棉纱，最后价跌了没人要，只能当废品卖，最后连房子都卖了。 反观那些踏实做小生意的，比如重庆街头卖汤圆的老张，从不囤货，每天现做现卖，抗战时没倒，战后生意更红火。这就像磨豆腐，看着不起眼，却藏着过日子的真门道：不贪大求全，凭手艺凭良心，比啥都牢靠。 后来徐恩曾去了上海，靠着以前的人脉搞过不少投机生意，却再也没像磨豆腐时那样安稳过。晚年他回忆起重庆的豆腐坊，总说那是他这辈子最清醒的日子。 是啊，他手握过权力，囤过30万斤黄豆，却栽在了不懂市场的傲慢上；可当他放下身段磨豆腐，反倒靠这不起眼的小生意稳住了生计。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权力会消失，投机靠运气，唯有脚踏实地的手艺和良心，才是最稳当的饭碗。就像他磨的豆腐，看着普通，却能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撑起一家人的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