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去香港看望前妻，前妻知道后，脸色骤变，并对现任丈夫说：“见面后，如果他打我，你别拦着，他脾气不好！这是我欠他的。” . 沈醉要来探亲。消息在亲友间传开的那刻，粟燕萍整个人僵住，她转身告诉唐如山：“等他来了，要是动手，你别拉，他脾气急，这是我欠他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她多年未提旧事，忽然这样交代。 沈醉到港时，只带了些在大陆买到的土产。他与小女儿住在尖沙咀的旅店，一进房就让女儿把礼物分包，说等见到亲人时好分给大家。他心里清楚，这趟来香港，不只是探望儿女，他也想见见那个三十一年前匆忙道别的女人。过去的事在他心里压了太久，他不知道见面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见自己。 粟燕萍那边却在纠结。她曾亲眼见沈醉在军统任职时的性子——工作紧张时动不动摔东西，遇事易怒，那些阴影在她心底存了很多年。 重逢那天，粟燕萍夫妇先到。她刚走进旅店包房，就听到沈醉喊了一声名字，那声音不像旧日的凌厉，更像多年未见的叹息。她做好挨骂的准备，可沈醉只是上前握手，说：“谢谢这些年你们把孩子带大。”一句话让空气顿时松下来。 粟燕萍没想到，三十年前那个在军统里要求严、行动狠的男人，如今说话平缓，语气温和。她把孩子们的成长讲给他听，说唐如山拉货挣生活费，自己缝衣补贴学费。沈醉听后，只说：“辛苦了。”没有埋怨，也没有质问。 唐如山也看见了沈醉的变化。他记得沈醉年轻时在重庆、南京执行任务的传闻，知道他过去的职位和经历。但眼前的沈醉谈起工作，只说自己在北京劳动、学习、写史料，日子虽然清苦，但踏实。他已经不再似旧日那样紧绷。 那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粟燕萍原以为，会被提起往事，会被追问当年离开是不是背叛。可沈醉并没有。他只问孩子们身体好不好，生活是否稳定，然后把带来的绸缎、茶叶、烟草分别放好，说这些是他一点心意。 他们下一次见面是在几天后，全家一起吃饭。几个孩子都长大了，有的开店，有的教书，有的做护士，都在香港站稳脚跟。沈醉边听他们说话，边讲北京的见闻——工厂扩建、街市改善、学校新开，他希望子女有机会能回大陆看看。 二十天很快过去，他与子女分别那天，只说：“有机会常来。”没有再提感情、也没有要补回什么。他心里明白，人生绕了大半圈，有些缘分停在原地，有些情分随时间淡开，能平静地坐下来聊一顿饭，就已是最好结果。 从香港回京后，沈醉继续在文史领域工作，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常提起香港那趟行程，说那是自己人生里一次“把旧账放下”的经历。他后来与粟燕萍通信，以兄妹相称，再没有指责，也没有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