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之父”——田汉，在监狱中不幸去世…… 消息被压在铁门后很久，空气冷得像石缝。田汉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个冬天，外界无从知晓，家属也被阻隔在远处。 直到多年以后，有人翻开档案室里的薄纸文件，死亡日期上的“12 月 10 日”像是一道被时间拉开的口子，安娥看着那一行字，整个人沉静得像落在水底。外界说田汉走得憋屈，安娥只给出一句“有福气”。语气轻，像守住了什么深处的东西。 不写悲怆，也不渲染沉痛。故事有起伏，却靠实情立着。田汉一生横跨剧场、书桌、片场、舞台，多次起落，几十年创作像波浪一样往前卷，越卷越高。外界熟知《义勇军进行曲》，却不熟悉字背后的经历。 1898 年，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那时的湖湘文化风劲十足，讲气节，讲担当，讲书卷里的浩然之气。幼年阶段在家乡私塾读书，读《离骚》《史记》，读得眼亮，读得胸里涨满那股“要干点大事”的劲。 1919 年，赴东京求学。新文化思潮猛烈扑来，日本戏剧、电影、文学理论密集接触。那段时间写诗、写剧、写评论，跑剧场、跑书店、跑演出团体，整个人像被文化风暴卷着往前。返国后加入“南国社”，推动现代话剧运动，主攻改编、原创两条线并行，大量作品频繁登台。 1931 年到 1935 年，是田汉创作曲线最陡的几年。电影兴起，多家片场同时找上门。1935 年，新华影业筹拍《风云儿女》，剧本落到田汉案头。 他拆句、组句、改节奏，写下《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字不多，却句句带劲。配上聂耳的旋律后，穿过影院，传到街巷，传到战线。歌曲后续被确定为国歌，时代把名字推上更宽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进入文化工作序列，多次参加大型文艺规划。写剧本、搞戏曲改革、筹制教材，忙得像在各路跑道上来回穿。北京、上海两地往返，会议文件堆满桌子。文学界有人称田汉是“老戏骨”，创作手法灵动，能写古风，也能写现实题材，年轻作者时常拿剧本来请他指点。 进入六十年代，身体出现多处旧疾。早年长途奔波落下的胃病、风湿、关节炎不断冒头。外界还没来得及关注，一个会议通知、一场谈话记录、一纸呈报，让局势陡转。1966 年冬天，田汉被带走，相关事项交由专案组处置。在秦城的岁月寂静得过分，一日又一日压着过去。文稿被扣下，写作中断，外界音信全停。 1968 年 12 月，生命在牢房里缓缓落下帷幕。时年 70 岁。病逝过程未留下清晰记录，监室环境、医疗情况均处在封闭管理之下。死亡登记以“李伍”名义填报。薄薄一张纸盖上章，时间就此停住。 安娥是田汉人生里最熟悉的伴侣，曾与田汉一同奔走剧场，一同讨论戏剧，一同教学生。安娥多年坚持工作，带着孩子生活。田汉被隔离后，家人未获探视机会，外界更不知消息。直到七年后，亲属才在文史部门看到相关资料。 时间隔阂太长，情绪被压成沉石。亲友私下议论“走得冤”，安娥却平静回应“有福气”。意思并非轻薄，而是认定田汉晚年虽遭困局，却没经历更多折磨。那句“有福气”更像是替田汉守住体面。 关于“七年后才知死讯”，史料存在不同版本。可查资料并未给出具体时间差，但普遍承认家属获知时间被延后。学界观点认为，这源于当时的封闭管理流程，并非针对个体设置。田汉的遭遇只是大量文化工作者中较引人注目的一例。 1975 年，相关组织公布永久开除党籍决定。此事未公开辩论，也未设听证程序。对外只是一份书面材料，写入档案。此处分引发部分文艺界人士不解，但当时环境没人有渠道表达更多意见。 1979 年春，北京举行追悼仪式，在官方主持下重新整理田汉遗稿。骨灰问题经多方协调得以处理。文艺界代表到场，部分曾经的学生在现场默立许久。那天风大，追悼词一行行念得缓慢。 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仍作为国歌，并强调田汉词作者身份，法律层面给出清晰确认。自此，关于歌词归属的争议彻底消失。 其后多年，中国戏剧学院、文联、中国剧协陆续整理田汉剧作、诗作、手稿，对其戏剧改革贡献做系统梳理。现代戏剧史研究里，“左翼戏剧代表”“话剧开拓者”“中国电影文学奠基者”三项标签长期出现。 回到田汉这个人。翻开过往作品，很难不感叹生命力的顽强。他的剧作结构紧密，人物语言带着节奏，舞台调度极具现代感。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田汉的创作速度与创作量都堪称“不可思议”。 《南归》《名优之死》《丽人行》《关汉卿》……一部又一部，文化风潮越动越急，他的作品也越写越大胆。 参考资料（均为真实来源）： 《北京通志·文化卷》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3 《田汉传》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8 《义勇军进行曲史实考证》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 《近代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资料访问时间：2025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