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战士李陶雄中弹后抢救无效，壮烈牺牲。谁知，遗体送往后方安葬时，莫名从车上滑落两次，护士发现李陶雄的眼睛竟然合不拢，身体也还是软的。 山坡上的硝烟还没完全散尽，几名战士抬着塑料棺往车上推，谁都不说话。刚才冲锋时走在最前面的班长，如今静静躺在棺里，脸上还带着没来得及擦掉的泥点。 棺材推上去，车一晃又“哐”地滑下来；再抬上去，又滑下来。有人忍不住小声嘀咕：“班长，是不是还舍不得走啊……” 随车的护士郑英听到这话，心里一紧。她走过去想替“烈士”整理遗容，把那双半睁的眼睛按下去，却发现眼皮总是弹回来。 指尖滑到他的颈侧，那里竟然还有一丝微弱的温热。她顾不上多想，冲着车门外喊：“快抬下来，人可能还有救！” 转运车又掉头回了前线救护所。军医一边上氧一边扎针，血浆一瓶接一瓶往他身上挂，总量足足有2500毫升。心电监护上原本成了一条直线的波形，忽然像被人拉了一把，慢慢跳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尖峰。 医生咬着牙说：“是假死，他被失血拖到了极限。” 连队一开始没人相信。张泽建连长拍着桌子吼：“怎么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装进棺材！”直到上级通知：李陶雄已被直升机送往后方大医院，沿途还出动战机护航，敌机在空中试图拦截，我空军派出多架战机护送，硬是在云层间护住了这条从“鬼门关”抢回来的命。 到了解放军某303医院后，X光片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胸腹、四肢、颈部密密麻麻嵌着一百七十多块弹片，其中二十多块紧贴着心脏和大血管。 手术一台接一台地上。到取第五十多块弹片时，这个昏迷了七十多天的青年突然微微皱眉，又缓缓睁开眼睛。屋里一片静，大家以为他要喊疼，谁知他干涩的嗓子挤出的第一句话却是：“咱们的阵地……还在不在？” 医生的难题并没有结束。 战伤感染、股骨头坏死，专家会诊后给出冷冰冰的结论：“左腿保不住，建议截肢。”李陶雄听完，沉默了很久，只憋出一句：“腿在，我还能回部队站着；腿没了，我就再也回不去前线了。” 他死死抓住床单，请求医生试一试保肢方案，哪怕要承受更大的痛苦。 做清创手术时，他坚持只打最低剂量麻药。刀口划下去，他把毛巾咬成了一团，额头的汗一滴一滴砸在床单上，却愣是没喊一声。 四十多次大手术、八十多次小手术，医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湖南农村来的兵却一直咬着牙活在手术台与病床之间。 年轻医生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打不倒的班长”。每逢新来的实习生观摩，他就是那本活生生的“战伤教科书”。 他的故事传回老家，一个叫王光秀的邻村姑娘提着简单的行李就跑到医院，主动留下来照顾这个浑身是疤的军人。 婚礼那天，有人开玩笑问她怎么看上了一个浑身钢钉、伤残等级不低的“病号”。她挽着丈夫的胳膊说：“他能拿命去护祖国，也一定会拿一生来护家。” 很多年后，每逢阴雨，李陶雄身上的弹片就会隐隐作痛，夜里常常疼得睡不踏实。 在老山前线轰鸣的炮声早已停歇的今天，人们记住的，可能是“中弹”“假死”“奇迹生还”这样的传奇片段。 但对他来说，那场战火留下的，不只是伤疤，更是一种再普通不过、却最难得的信念：只要阵地在，只要旗帜在，只要人还活着，就不能说自己已经“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