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1967年初，隔离条件加严，他移到地下室，每天早起写材料，审讯小组轮换追问联系人名单和创作意图。糖尿病复发，腿部肿胀，医疗援助有限，只偶尔发药片。夏天过去，体重锐减，审讯转为小组讨论，放大问题清单。9月，调查报告上报，认定文艺问题严重，决定永久开除党籍。这一决定通过内部文件下达，他签收副本，从此监视加强，通信中断。冬天来临，饮食单一，咳嗽不止，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2月，他被移送秦城监狱，住单人牢房，每天面对审讯，从南国社活动到抗日剧本，全被翻出核对。狱警发放囚服和基本食物，早粥午饭晚汤，固定作息。审讯室灯光刺眼，录音设备播放旧演讲，他解释每句含义。冠心病发作，胸闷气短，狱医开硝酸甘油。批复下达后，党籍开除正式生效，报告存档，审讯强度减弱，但健康恶化加速，腿部溃疡需缠纱布。 12月，北京入冬，他卧床不起，呼吸急促。狱医查房，诊断心脏衰竭，药丸服下症状缓解有限。12月10日凌晨，他停止呼吸，死因记录为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并发。尸体处理后，骨灰封存，标假名，消息严格保密，相关人员签协议。整个关押期近两年，他承受身体和精神双重压力，却未获及时干预。这段经历凸显文艺工作者在审查下的脆弱一面。 田汉离世后，安娥在北京小院独居，哮喘严重，行动不便，仍整理他的遗稿，包括剧本草稿和诗集。她用放大镜校对，存入木箱。七年里，她多次询问下落，答复含糊，只能等待。1975年，官方通知她丈夫已于1968年去世，她确认骨灰位置，身体迅速衰弱。1976年，她在医院离世，骨灰与田汉合存，两人故事就此落幕。 1979年，田汉获正名，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骨灰盒内夹《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墨迹清晰。出席者听取文件，作品重新出版，置于图书馆。他的经历成文艺界注脚，激励后辈。他的歌词从1935年诞生，伴随国家大事，超越歌曲本身，承载民族记忆。#MCN双量进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