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 11月6号，美国最高法院结束了关于总统关税措施的听证会，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都到场参与了这场备受关注的会议。 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等重要人物纷纷到场，凸显了白宫对这场听证会的重视程度。整个辩论过程充满了火药味，几位大法官对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征收关税的做法提出了尖锐质疑。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质疑特别犀利，他直接指出：“向美国民众征税一直是国会的核心权力”，宪法明确将这一职责赋予了立法机构而非总统。自由派大法官卡根也紧接着表达了类似担忧，强调征税权和监管对外贸易权通常被认为是国会的“核心”权力。 特朗普政府的律师索尔则奋力辩护，声称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把国家推向了“经济和国家安全灾难的边缘”，因此总统完全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行动。他还强调关税是特朗普谈判贸易协议的重要工具，废除这些关税将使美国面临“毁灭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后果”。 但大法官巴雷特直接质疑了政府法律论点的核心，她追问索尔能否指出法律条文中的任何条款或历史案例，证明“监管进口”这一表述曾被用于赋予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个问题直指政府论证的薄弱环节，因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自1977年生效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援引它来征收关税。 “重大问题原则”成为听证会上的关键法律焦点。这一原则要求行政分支在采取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行动前，必须获得立法机构的明确授权。罗伯茨大法官对此特别强调：“政府主张的权利是对任何国家的任何产品，以任何金额、无限期地征收关税。这显然属于‘重大权力’。” 自由派大法官杰克逊则指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立法初衷其实是限制而非扩大总统权力。这一历史背景对特朗普政府的主张构成了严重挑战，因为国会通过该法律时，正是希望给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设定明确边界。 尽管自由派大法官们对政府的关税权力普遍持怀疑态度，一些保守派大法官却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立场。卡瓦诺大法官提到，前总统尼克松在上世纪70年代曾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前身法律征收过全球性关税。巴雷特大法官则担忧，如果裁定特朗普的关税违法，法院可能需要向已缴纳关税的美国进口商退还税款，这一过程可能会变得“一团糟”。 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曾警告，如果最高法院作出不利于政府的判决，到明年6月，特朗普政府可能需要返还的关税税款最高可达1万亿美元，这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从2月4日至9月23日，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已产生约89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真金白银的利益让这场法律辩论更加白热化。 听证会结束后，预测市场平台上的交易员们明显调低了对特朗普政府胜诉的预期。Kalshi平台上与“最高法院将裁定支持特朗普关税”相关的合约概率从庭审前的近50%降至约30%，类似趋势也出现在其他预测平台。这种市场变化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怀疑大法官们可能会推翻该关税政策。 但即便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败诉，这场法律战可能还远未结束。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在庭审前放风：就算在最高法院败诉，加征关税的办法还有很多。美国政府可能转而借助其他法律依据，如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或1930年《关税法》中的相关条款来继续实施关税政策。 这场听证会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次危机。特朗普政府推崇“行政令治国”，试图扩大总统行政权，而国会因党争运转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有效制衡。如今这一重担落在了司法部门肩上，最高法院的裁决将不仅决定关税政策的存废，更将重新划定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 美国进口产品的有效关税税率现已接近19%，为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远高于过去几十年通常只有2-3个百分点的税率。高关税抬高的物价水平可能导致美国家庭年均多花销2400美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让这场争论超越了法律范畴，成为关乎每个美国家庭钱包的民生问题。 最高法院预计将在未来数月内作出最终判决。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围绕“关税权”的司法对决都将成为美国宪政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关乎贸易政策走向，更将重新定义美国总统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