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就是钱穆，江苏无锡人，打20岁站上小学讲台起，这辈子就没离开过“中国历史”这四个字。 没上过一天大学的他，全靠自学啃完了二十四史。无锡乡下的油灯下，青年钱穆抱着线装书读到深夜，书页被手指磨得发毛，批注写了密密麻麻好几本。23岁在小学教历史，他不讲枯燥的年代事件，专挑“岳飞背上的刺字是不是‘精忠报国’”“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删了哪些故事”这类细节，学生听得入迷，下课铃响了还围着他追问。后来辗转中学、大学讲台，从北平到昆明，抗战时期躲在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里，空袭警报声中仍在修改讲义，《国史大纲》的初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笔一划写就。 他的史学研究从不用“批判”标榜深刻，反而带着骨子里的温情。有人说他“保守”，不认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论调，可他在《国史大纲》里写得明白：“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这种敬意不是盲目吹捧，而是在梳理数千年历史脉络后，看清文明传承的韧性。他讲秦汉制度，会追溯到西周的礼乐；谈宋代文人，会联系唐代的科举；哪怕分析乱世分裂，也能找出隐藏的统一基因。北平教书时，学生们最爱听他讲“中国历史的精神价值”，课堂挤得满当当，窗台上都坐着人，他声音洪亮，讲到动情处会拍案而起，眼里闪着光。 1949年，钱穆辗转去了香港，不是想远离故土，而是放不下“让中国人读懂中国史”的执念。在九龙的贫民窟里，他创办新亚书院，初期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学生们在铁皮屋里上课，夏天闷热难耐，他却穿着长衫，一丝不苟地讲课。书院经费短缺，他自己掏腰包垫付，甚至变卖藏书，只为让流亡学生有书可读、有学可上。后来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华人学界的重镇，他培养的学生里，不少人成了日后的史学中坚。 可命运对这位老人太过苛刻。晚年迁居台湾后，他在台北外双溪建了间小屋，取名“素书楼”，本想在此安度晚年，继续整理史学手稿。没想到199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房屋产权纠纷，让95岁的他被迫搬离。那间装满了他毕生藏书和手稿的屋子，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家。搬离时，他坐在轮椅上，回头望了一眼素书楼的匾额，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嘴里反复念叨着“无锡的太湖，该到杨梅熟了的时候了”。两个月后，老人在孤独与思念中离世，床头还放着一本翻旧的无锡地方志，上面画满了他童年生活过的街巷。 钱穆的一生，是为中国历史“续命”的一生。他没见过多少荣华富贵，却用毕生精力证明：历史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哪怕晚年遭遇不公，哪怕至死未能归乡，他留下的史学著作，依然像一盏灯，照亮了中国人认识自己历史的路。如今再读《国史大纲》，仍能感受到他笔下的温度——那是对故土的眷恋，对文明的坚守，对后世的期许。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