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一艘英国商船偷运了47名中国女童出海 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都让人脊背发凉。 那一年春天，宁波港雾气浓重，一艘叫“英格伍德号”的英国商船靠在码头。船上装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47名中国女童，最大的不过8岁，最小的连话都说不全。 她们被塞进船底暗舱，五平米不到的空间，挤在一起，吃喝拉撒全在里边。船一晃，呕吐物和排泄物混成一团，气味刺鼻。而同一艘船上，英国商人却在客舱里悠闲地照料着从伦敦带来的兰花，每天喷水、通风，还在航海日志里认真记录：“第五日，兰花状况良好。” 人命不如花草，这就是当时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中国孩子。 这些女孩，在19世纪的贸易黑话里，被称为“猪花”。 什么是“猪花”？这得从“猪仔”说起。当时欧洲列强满世界抢资源、开种植园，缺劳动力，就从中国南方大量诱骗、绑架男性苦力，叫“猪仔”。 后来他们发现，光有男人不行，还得有女人来“稳定”劳工群体，于是开始对女性下手，尤其是年幼女童了，好控制、易驯服，从小培养成“商品”。 这就形成了“猪花贸易”。 这些孩子从哪来？绝大多数来自沿海赤贫地区。人贩子用几个铜板、几块糖，就能骗走一个孩子；有的直接在集市上抢，甚至伪装成教会“慈善机构”，说送孩子去读书，一转手就卖给了像“协义堂”这样的黑帮组织。 仅1854年一年，被偷偷运往南美、东南亚的中国女性就超过三千，一半是未成年。 葡萄牙人马丁内兹就说过，他在广州花40两银子买下一个7岁女童，转手到古巴卖了1000美元。 而“英格伍德号”只是其中一艘。三周航程之后，船到古巴哈瓦那，暗舱里已有三个女孩死于脱水和感染。剩下的，被迅速送进妓院、洗衣坊、私人庄园，命运几乎一致：性奴役。 根据美国1870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抵达西海岸的中国女性，83%登记为“无职业”，但实际绝大多数被迫从事性服务。旧金山唐人街的“花街”，每天有超过两百名中国女孩接客，平均活不过三年。病了？直接扔海边等死。 但，不是所有人都认命。 有个广东女孩叫白贞烈，到新加坡后被卖进妓院，绝食三天，最后吞针自尽。死前，她咬破手指写下：“宁死不做夷鬼。”这张血书，被另一个女孩偷偷藏下，最终传回中国。 而她，只是无数沉默牺牲者中，一个留下名字的反抗者。 更可悲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在干嘛？ 驻美使臣张荫桓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大实话：“多名女子遭洋人掳掠，然地方官不敢介入，此事恐激英美。” “不敢介入”。 四个字，道尽了一个弱国面对列强时的无力与屈辱。没有保护，没有追责，甚至连声音都被压制。 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才启动调查，报告明确指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女性在全球遭到系统性贩卖，列出秘鲁、古巴、马来亚、菲律宾等多个接收地。 可那时，大多数“猪花”早已在异乡死去，连名字都没留下。 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也不该忘。 “猪花贸易”不只是一段黑暗往事，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一个国家弱小，当秩序崩塌，当人命被视作商品，悲剧就会一遍遍重演。 而今天，人口贩卖并没有消失。 在东南亚边境，仍有中国女孩被以“婚姻”之名贩卖；在欧洲地下妓院，来自非洲、亚洲的女童依然过着与百年前“猪花”无异的生活。 历史是镜子，照见过去，也警示未来。 任何时代，如果人命可以被交易，权力失去约束，那悲剧，就永远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