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谁都想不到，这艘船上正进行着一场“猪花”交易。 在宁波港的码头，一艘英国商船“英格伍德号”鸣笛启航。 除了甲板上堆着茶叶和丝绸，底舱还锁着47个中国小女孩，最大的8岁，最小的刚满四岁。 她们不是去海外投亲，而是被当成“会喘气的货物”，即将踏上横跨太平洋的“猪花”贩卖之路。 故事要从“猪仔”说起。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砸开了中国的国门。 英国人盯着的不光是茶叶丝绸，还有“人口红利”。 起初他们拐骗年轻力壮的男人，签“契约”运去美洲糖园、东南亚种植园。 这些人被称为“猪仔”，像猪一样能吃苦、好管，一去不回，死在异乡的比活着的多。 可“猪仔”越来越多，海外的华人劳工社区壮大了，麻烦也来了。 男人们远离家乡，生理需求成了大问题。 劳工主子们眼睛一亮。 这不正是“商机”？ 于是，“猪花”登场了。 所谓“猪花”，就是被贩卖到海外安抚“猪仔”的中国女人。 她们大多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四五岁，被当作“配给品”，和“猪仔”一起被塞进货船。 名字里的“花”，不是美，是侮辱。 因为在这些洋人眼里，中国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能标价的“牲口”。 而贩子的算盘打得精，从中国沿海穷人家拐女孩，成本40块大洋，转手卖到美国能翻20倍1000大洋。 巨大的利润，吸引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的船队往中国跑，。 1854年的这艘“英格伍德号”，就是“猪花”贸易的典型。 女孩们大多来自宁波周边的渔村和穷乡。 有的甚至被父母自愿以40块大洋卖掉。 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这点钱够买半袋米。 有的被拐子夜里摸进村子，捂嘴扛走。 还有的被船工哄骗：“带你去看大船，给你糖吃。” 一上船，她们就被赶进底舱。 舱门用铁钉钉死，只留拇指宽的缝透气。 排泄物、呕吐物混着海水味，在密闭空间里发酵出令人作呕的臭气。 女孩们挤成一堆，大的搂着小的，小的哭着喊“娘”。 更狠的是，人贩子怕女孩生病闹出动静，连水都不给多喂。 航行到厦门时，一个中国船工偷偷溜下船，闻到底舱的臭味不对劲。 他扒着舱缝往里看，孩子们浑身长疮，有的已经没了呼吸。 船工连夜报给英国领事。 领事派人撬开舱门，47个女孩蜷缩在粪便里，最小的那个已经没了心跳。 剩下的被紧急送往澳门安置，总算捡回半条命。 这47个女孩是极少数“幸运儿”。 绝大多数“猪花”，连见到阳光的机会都没有。 在澳门或香港的中转站，她们被赶上拍卖台，像牲口一样被人围观。 买主多是妓院老板、富商或白人殖民者。 价格按年纪和模样定，越小的越贵，因为“好调教”。 长得周正的能卖1000大洋，是买入价的20倍。 运到旧金山的，进的是华人社区的暗娼馆，运到澳大利亚的，给白人当“玩物”，运到秘鲁的，塞进糖园当“免费劳力”。 这些女孩年纪小，身体扛不住感染梅毒的、得肺病的、被折磨疯的，每天都在增加。 活下来的，得在鞭子下接客十几年，到老了被扔街头，自生自灭。 “猪花”贸易能猖獗20多年，根子在清政府的无能。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 太平天国闹得长江流域鸡飞狗跳，列强的军舰在沿海横冲直撞。 海关、港口全被外国人把控，英国商船来去自如，谁管你贩的是“人”还是“货”？ 清朝法律明明规定贩卖人口是死罪，可咸丰年间的官员，连镇压起义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管沿海的“小买卖”？ 葡萄牙人在澳门设关卡，西班牙船往古巴运“猪花”，英国议会还假惺惺出了个《华人乘客法》，规定船上要通风、给饭吃。 可这些漏洞百出的条款，挡不住贩子们换个船名继续干。 整条产业链从中国内地到海外港口，层层盘剥，利润全进了洋人腰包。 1854年的“英格伍德号”早已沉没，可“猪花”的血泪不该被遗忘。 这些女孩本该在家乡玩泥巴、跟着娘学织网，却被人塞进货船底舱。 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却在异国的暗娼馆里耗尽一生。 她们的悲剧，不是“命不好”，是一个国家衰弱到连子民都护不住的必然。 后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新中国成立，我们才慢慢堵住这些窟窿。 现在的孩子能坐在教室读书，能在海边奔跑，不是因为“洋人发了善心”，是因为国家强了。 强到能护着每一个百姓，不让任何人把他们当“货物”。 历史书上写得少，但档案里藏着。 “猪花”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国家弱时的屈辱，也照出民族醒后的力量。 我们现在记住这些，不是为了恨，是为了让后代知道唯有国家强，人民才能活得像个人。 主要信源：（光明数字报——“猪花”比“猪仔”的命运更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