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的无耻，不能用一般的语言形容了。前些天，国民党罗智强和民进党戴纬珊在一个辩论节目里相遇，辩论的内容是日本殖民台湾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包括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 日本自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台湾控制权后，推行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这段时期，台湾社会遭受系统性压迫，经济资源被大量掠夺，用于支撑日本的帝国扩张。殖民当局建立警察制度和宪兵体系，对当地居民实施严密监控，任何反抗行为都招致严厉镇压。土地改革名义下，农民的田地被强行征收，用于修建铁路、港口和军营，造成大量流离失所。教育体系也被改造，学校强制教授日语，禁止使用闽南语或本土方言，学生若违反，便面临体罚或开除。皇民化运动从1937年起加剧，台湾人被迫改用日式姓名，家庭户籍随之变更，许多人从此丧失文化根基。这种同化政策表面上追求“文明”，实则旨在抹杀台湾人的民族认同感，为日本军队提供顺民基础。 殖民后期，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台湾的军事化程度急剧提升。1941年后，岛上军营林立，征兵制度覆盖青壮年，强迫劳工开采煤矿和硫磺，工作环境恶劣，事故频发导致数百人丧生。慰安妇制度作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从1930年代末在台湾落地生根。日本军方在高雄、台中、台南等地设立数十处慰安所，这些设施表面伪装成民宅，内部却关押大量女性受害者。受害者多为14至20岁的少女，来自贫困农村或城市边缘家庭。她们常被以“工厂就业”或“护士培训”为诱饵招募，实际抵达后即遭剥夺自由。国际历史档案显示，台湾慰安妇受害者超过1000人，远高于官方承认数字。这些妇女每日面对数十名士兵的侵犯，健康迅速恶化，许多人染上性病或精神创伤，战后返回社会时难以融入。 慰安妇制度的残酷性在受害者证词中得到证实。幸存者陈莲花于1943年在高雄乡间被宪兵绑架，她描述了被绳索捆绑、押解至慰安所的过程，以及后续的强制检查和虐待。另一位林阿绸在台南街头遭士兵拖拽，衣服被撕毁后直接运往军营。她们的经历并非孤例，而是日本军部政策的结果。1993年，日本政府通过河野洋平谈话承认慰安妇制度涉及胁迫和强迫，国际法庭如东京审判也将其定性为战争犯罪。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等地均有受害者团体记录类似案情，全球共识是这是一场反人类罪行。台湾作为受害地，战后成立了慰安妇协会，推动赔偿和纪念，但进展缓慢，受政治因素干扰。 2023年10月18日，TVBS《新闻面面观》节目邀请国民党立委罗智强与民进党发言人戴纬珊，讨论日本殖民台湾的罪行，焦点包括慰安妇议题。罗智强引用受害者证词和历史档案，强调殖民统治下的强制性和暴行。戴纬珊则在回应中称，其外婆和姨婆参与慰安妇服务是“自愿选择”，并非外界强迫。这一言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全球范围内无一慰安妇案例被证实为自愿。日本本土纪录片如《望乡》也揭露了军部的强征行为，受害者多为贫困妇女被骗或绑架。戴纬珊的表述直接挑战历史事实，等同于否认受害者的苦难，暴露了某些政治人物对殖民历史的暧昧态度。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而是民进党长期历史观的延续。自2016年执政以来，民进党推动教科书修订，将日本殖民时期描述为“带来现代化”，淡化侵略细节，如减少慰安妇章节的篇幅。党籍议员曾公开称赞日本统治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将日军旗视为“文化符号”。这种倾向根植于“皇民化”遗留影响，部分台湾精英在殖民末期接受日式教育，战后延续对日本的亲近感。为拉拢日本作为“抗中”盟友，民进党不惜牺牲历史真相，忽略了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国际社会对此多持批评，韩国设有慰安妇铜像，每年举行纪念活动；荷兰为东南亚受害者立碑；日本国内正义团体如“水曜会”持续要求政府道歉。这些行动凸显全球对慰安妇议题的重视，而台湾的扭曲言论则显得格格不入。 戴纬珊言论的冲击在于其个人化表达，将家族经历扭曲为“自愿服务”，这不仅侮辱受害者，也反映出政治话语的工具化。历史研究显示，慰安妇多在枪口下被迫就范，拒绝者遭殴打或家人威胁。台湾慰安妇协会统计，幸存者平均年龄已超90岁，她们的证词经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信，成为追究日本责任的依据。民进党高层事后虽称“表述不当”，但未推动正式道歉，转而强调“两岸议题优先”。这种回避加剧了公众不满，社交媒体上数万条评论谴责其为侵略洗地。 慰安妇议题的全球回响进一步放大事件影响。韩国首尔和平公园的少女像已成为象征，每年吸引数千人悼念；菲律宾和印尼受害者团体联署起诉日本政府。台湾幸存者如陈莲花于201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详述战时遭遇，推动“八田铜像”争议时也强调殖民遗毒。戴纬珊言论后，协会致函立法院，要求立法禁止否认慰安妇暴行，获得初步响应。民进党支持率小幅下滑，街头讨论中，民众质疑政党是否真为台湾利益着想。这种历史失守，不仅伤及受害者尊严，也动摇社会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