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杜聿明问妻子是怎么逃离台湾的，她回答：蒋介石有求于我。 1963年夏天，北京西郊，小院静得能听见树梢的风响，杜聿明把茶盏靠近桌沿放着，人坐在竹椅里不动，三天过去，院门没响过，等的不是文件，不是通知，等一个从地图上被擦掉的人影，门铃动了两下，他没起身，手把茶盏往对面一推。 门开，进来一个女人，旧皮箱磨出白边，鞋跟有水渍，目光很稳，坐下不靠椅背，他问一句，怎么离开台湾，她只回一句，蒋介石有求于我，我就顺水推舟，这话不是拿来摆姿态的口头语，像是把一段掩着的事，轻轻放在茶几上，不多添字，不多抹痕。 从陈官庄那条路开始岔开，1949年一月，淮海战场收尾，杜聿明突围不成，永城陈官庄被围，最后缴械，算是那批里级别靠前的俘将，从菏泽押到北平，再进功德林，军装卸掉，头发剃掉，号码挂上，连同那句装甲兵之父的旧称都被搁在门外，在押战犯这四个字成了日常标签，曹秀清那边，五个孩子拉着，从南京走到广州，船过海到台湾。 台海的局面还没定，蒋介石口中反攻还挂着，整个岛上戒严，军眷宿舍分给一间，木板钉的墙，雨夜会渗水，她从将军夫人的牌子变成特管对象，问话一轮一轮，自述一页一页，白天缝补，晚上洗衣，邻里提到她的名字声音会压低，全岛都知道她的身份敏感，可没有一张死亡通知书落到手里。 1951年她拿到一份香港《星岛日报》，亲戚递来，黑白照片很糊，标题五个字杜聿明现身，站成一排的人影里右侧那张脸的轮廓不离，她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看了一夜，照片没有更多信息，已经够了，她开始找线索，谁能把消息从海这边送到海那边。 她给香港的和平组织写信，问能不能捎口信，她托瑞士的领馆帮打听路，申请表每次都退回来，一句固定话夫尚在匪区，拒绝出境，挡住，她就再找别的门，1957年九龙上海街寄来一封信，落款一个杜字没有名，只有尚安两个字，她心里有数，人还在。 功德林里他成了被拿出来示范的那种，写悔过，读书，开会的时候把军事上的失误从路线到补给一段段讲，1959年名单里前33个被特赦的人里有他，走出大门，工作安排到政协文史馆，第一件事写信找妻子，红十字会转香港再转台湾，信路很绕，信像掉在海水里，没有回音。 1962年秋天她在台北拿到一份瑞士驻台机构开的证件，海外归侨身份这几个字，绕过台民和叛眷的划线，也避开投共的帽子，手续办完，她出了境，机场那道口没人拦，也没人解释，她多年后提到蒋介石有求于我这句话，求什么不见文字，有人猜是旧部的情面还在，有人猜她手里有名单，她不接这些猜，她只说我就顺水推舟。 1963年六月三日清晨，她到了首都机场，皮箱里夹着一封信一张报纸，杜聿明搬出功德林以后住在西郊的小四合院，门推开，两个人对视，坐下，茶水已经温度到了，不聊细节，不把旧事翻出来，那晚天上落了点水，他站在廊下，手里捏着那张剪报，她从台北带来，一直夹在相册里，时间在纸边上留下折痕。 后面的日子往平稳里走，政协的工作在，他把精力放在军事史整理，旧战史按部就班做记录，她在院子里种花，屋里缝补，清晨抄经，有人来访，问她怎么回来的，她笑一下，不接话，七十年代家里更定，合照不多，每张里坐姿简单，杜聿明1981年走，七十六岁，曹秀清1984年在香港走，遗嘱留了话要合葬，北京西郊的墓碑上刻两行名字，落款四个字同归于静。 这件事不用堆满说法，那段隔海的年月里两个人拉开十四年，又在小院里坐在同一张桌旁，蒋介石有求于我这句像是一道门口的钥匙，她往前迈一步，水顺着走，他把茶加满，桌上报纸静着，他们不公开，也不解释，史料里能找到的线索就这些，读到这儿，心里能把画面摆好，沉默也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