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有两个学生，一个蔡锷，一个杨昌济，蔡锷一个学生是朱德，杨昌济一个学生毛泽东，谭嗣同之所伟大，不仅仅死的壮烈，更伟大的是传承。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897年秋天，长沙城里开了一所不太一样的学堂，谭嗣同和梁启超办的时务学堂，不教八股文，专讲维新变法那一套，有个邵阳来的15岁少年叫蔡锷，第一个考进去。 课堂上谭嗣同讲得投入，说君主不过是给百姓办事的，办不好就该换人，蔡锷坐在下面，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眼睛里有光。 差不多同一时间，岳麓书院有个读书人叫杨昌济，听说谭嗣同写了本《仁学》，连夜走了三十里路去找他。 两个人在浏阳河边聊了一整夜，谭嗣同说要冲破旧世界的网罗，杨昌济听得心潮澎湃，这一夜的谈话，像是埋下了一颗种子。 一年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劝他赶紧走，他不肯，他说各国变法哪有不流血的，中国还没人为这事流过血，那就从我开始。 1898年9月28日，菜市口的刀落下来，33岁的生命就停在那里，临死前他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时没人知道这两个昆仑指的是谁。 蔡锷后来去了云南，在讲武堂当教官，1909年有个四川青年叫朱德来报考，条件不太够，是蔡锷坚持把他留下的。 蔡锷带学生的方法很实在，每天五点起床跑二十里山路，自己穿着草鞋跟着跑，他跟朱德说，军人的脚不能离地。 护国战争打响后，蔡锷拖着病体在前线指挥，有天深夜到战壕里，看见朱德正用树枝在地上画战术图，就把自己的望远镜解下来塞给他，说打仗要用脑子，这些细节朱德记了一辈子。 杨昌济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出国留学回来，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1914年来了个学生叫毛泽东，写作文很有想法，提问题也尖锐。 杨昌济让学生每天写修身日记，带他们下乡调查，说光读书不行，得了解百姓怎么活，他把谭嗣同的《仁学》列为必读书，毛泽东读得特别认真，在书上画满了圈点。 有次上课讲到“舍生取义”，讲谭嗣同的故事，毛泽东听得入神，课后专门找来《仁学》反复看。 杨昌济家里经常有学生来吃饭借书，毛泽东是常客，那些晚上的谈话，比课堂上更随意也更深入，杨昌济不摆架子，就是跟学生聊天，谈古今时局，谈人该怎么活。 1918年杨昌济去北京大学任教前，特意写信给章士钊，说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两个学生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他还把毛泽东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 十年后秋收起义，毛泽东决定转兵井冈山，有人质疑说这是逃跑，他拍着桌子说，当年蔡锷在云南起义，三千人打败十万北洋军，靠的不是人多，是看准了路。 这话里能听出来，他把蔡锷的那套军事思想琢磨透了，再往后写《实践论》的时候，那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跟杨昌济当年带学生下乡调查的做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这条线捋下来就看清楚了，谭嗣同在长沙开了个头，教出了蔡锷和杨昌济，蔡锷带出了朱德，杨昌济带出了毛泽东。 四个人，跨了三代，从晚清到新中国，把一个救国救民的念想接力传了下去，谭嗣同用命点了把火，蔡锷拿枪杆子护着这把火，杨昌济在讲台上把火传给更多人，朱德和毛泽东又把火烧得更大。 说到底，谭嗣同的伟大不只是死得壮烈，菜市口那一刀确实震撼人心，让后来的人知道有些事值得用命去换。 更重要的是他活着的时候做了什么，他办学堂，写文章，跟学生谈天说地，把新思想种在年轻人心里，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影响比他的死更深远。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讲的课，一顿饭，一句话，都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一生，蔡锷记住了谭嗣同不怕死的胆子，杨昌济记住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 朱德学到了军人的骨气，毛泽东学到了独立思考的方法，这些东西没写进教科书，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 现在回头看那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就明白了，这两个昆仑不是具体的某两个人，而是一代又一代接过火把的人。 从谭嗣同到蔡锷到朱德，从谭嗣同到杨昌济到毛泽东，这两条线最后汇在一起，照亮了整个中国。 真正的传承就是这样，不需要仪式，不需要碑文，只需要一句话记在心里，一个榜样立在眼前，然后一代一代往下走。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红网——笑傲生死、肝胆日月，谭嗣同求仁求法的“侠”与“义”丨家传·湖湘家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