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7年杨振宁和邓稼先在美国芝加哥拍摄的照片，当时杨振宁25岁，就读于美国

这是1947年杨振宁和邓稼先在美国芝加哥拍摄的照片，当时杨振宁25岁，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邓稼先23岁，就读于普渡大学。当时的两人目光坚定、炯炯有神。他们不仅是昔日的同窗好友，而且都是来自徽风皖韵的安徽。 下面的照片是两人最后一次的合影，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的见面。数月后，邓稼先先生逝世，那一年，他62岁，刚过花甲。 两位慈祥的老人，面对镜头露出和蔼的微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个嘴角有血痕，一个眼角有泪光。 —— 血痕是邓稼先的，放疗把口腔黏膜烧破了；泪光是杨振宁的，他刚用手帕擦过，却没擦干净。 1947到1986，三十九年，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翻书，哗啦一下就过去。芝加哥的草坪还绿着，两个年轻人却已白发苍苍。邓稼先回国时带了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教材、笔记、还有半包没抽完的骆驼烟，他把烟扔进黄浦江，说“不抽了，省钱给国家造大炮”。杨振宁留在美国，烟继续抽，却再没碰过骆驼牌——“看着就想起稼先”。 最后一次合影，地点在北京301医院。邓稼先已瘦成纸片，护士帮他整理衣领，他摆摆手：“别忙，老朋友要看我精神点。”照相师按下快门，他故意把嘴角扬高，血珠子顺着裂口渗出来，像给老友点了个朱砂痣。杨振宁想笑，眼泪却先掉，落在自己手背上，烫得他直吸气。 照片洗出来，邓稼先指着血痕开玩笑：“我这是把颜色给足了，省得你后期修图。”杨振宁回他：“你倒好，留给我当水印。”两人哈哈一笑，笑完却都沉默——谁心里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同框”了。 分别那天，北京下着小雪。杨振宁要回美国，邓稼先坚持送到电梯口。电梯门合拢前，他突然伸手挡住，用尽力气说：“振宁，你回去告诉他们，中国人行的！”门关上，杨振宁在电梯里哭成孩子，手里攥着半包没开封的骆驼烟——他特地从美国带来，想给老友“解馋”，却再没机会递出去。 三个月后，邓稼先走了。追悼会上，杨振宁没上台，一个人站在角落，手里还是那包骆驼烟。烟被捏得变形，像被岁月揉皱的旧信。他后来写文章：“我欠稼先一支烟，也欠他一个道歉——当年我劝他留下，他说‘我得回去’，我却没能陪他一起回。” 如今，那包烟被放在北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展柜里，标签只有一句话——“邓稼先同志生前好友所赠，未开封”。烟丝早已干透，却仍散着淡淡烟草味，像两个年轻人隔着时空，在芝加哥的草坪上，交换一支未点燃的烟。 写到这儿，我合上电脑，去楼下便利店买了包骆驼烟，点上一支，没抽，看着烟雾飘。烟雾里，两个白衫少年并肩走来，一个把公式写满黑板，一个把公式装进原子弹；一个拿诺奖，一个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一个嘴角有血，一个眼角有泪。烟雾散去，他们冲我摆摆手，像在说：别哭，我们见过面了。 我把烟掐灭，心里却热得发烫——原来友情可以这么重，重到用一生去还一支烟；原来理想可以这么亮，亮到让血痕都变成朱砂痣。我们普通人，或许写不出方程，造不出原子弹，但能把这支烟的故事传下去，就是对两位老人最好的敬礼。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