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史树青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位严谨的学者。但在学界之外的另一个江湖——古玩圈里，史树青这个名字，那可是如雷贯耳。他被圈内人尊称为“鉴定国宝的‘国宝’”。 这本事可不是一天练成的。史先生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敢揣着两毛钱去逛旧货市场，结果呢？愣是淘回了一幅“丘逢甲”的真迹画作，如今，这幅画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后来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出土，专家云集，史树青作为最年轻的专家参与鉴定，硬是破解了这“天下第一剑”的诸多谜团。 史树青教授，他骨子里就是个“捡漏”的高手。 那天，史树青下课后，骑着自行车要去朋友家吃饭。他看见一个中年女子在地上铺了块布，上面零散地摆着几幅字画。史树青的职业习惯让他忍不住停下了车，就想扫一眼。 卖画的女子，大概四十来岁，不吆喝也不推销。有人看，她就让看；有人问，她就看心情答两句。这股子“爱买不买”的劲儿，反倒让史树清觉得，这里头可能有“故事”。 他蹲下身，一幅一幅地翻看。突然，一幅卷轴吸引了他。他轻轻展开，画中是一位老者，头戴貂皮暖帽，身穿浅米色毛绒衫，宽额方脸，目光深邃，胡须浓密。画的右上方，赫然题着一行字：“太祖皇帝即成吉思罕讳帖木真”。 史树青的心猛地一沉。成吉思汗？这怎么可能！ 成吉思汗这位“一代天骄”，生前有个非常奇怪的禁令：严禁任何人描绘他的肖像。 他不希望自己的样貌流传于世。所以，理论上讲，他生前是不可能留下任何画像的。 但史树青毕竟是史树青。他没有被这个“不可能”吓退，而是迅速进入了鉴定状态。他用手指轻轻触摸画纸的质感，那种纤维的触感，是元代白笺纸独有的。再看墨色，沉稳厚重，颜料也有着明显的矿物感。这让他心里有了三分底。更重要的是，画中人物的神态，与南宋使臣赵珙在《蒙鞑备录》中的描述——“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惊人地吻合！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炸开：这会不会就是那幅传说中的，由他孙子忽必烈下令绘制的祖宗画像？ 现存最权威的成吉思汗画像，公认有两幅。一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被鉴定为明代摹本。而另一幅，就是元代的原作，但一直下落不明。忽必烈下令画这幅像的时候是1278年，而成吉思汗是1227年去世的，当时忽必烈已经12岁了。他是见过自己爷爷的，所以根据他的口述和记忆画出来的像，无疑是最接近真实的。 史树青眼前的这幅画，无论是画风、纸张，还是人物神韵，都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可能。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但他脸上却不动声色，这是玩收藏的基本功。 他抬起头，试探性地问那女子：“大姐，您这画……是祖上传下来的？” 女子瞥了他一眼，没直接回答，反倒问：“您是做什么的？” 这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她也是在“盘道”，想看看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懂行。家里的故事，不能随便讲给外人听。 史树清笑了笑，坦然道：“我叫史树青。” “史树青”三个字一出，女子的眼神立刻变了。她显然是听过这个大名的。她这才缓缓道出这幅画的来历。 原来，女子名叫崔月荣，她的公公，是民国时期担任过四川督军和蒙疆使者的风云人物——陈宦。陈宦因为公务，多次深入蒙古地区，和当地的王公贵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幅成吉思汗画像，便是一位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人，当作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的。 陈宦去世后，家里的宝贝分给了子女。崔月荣和丈夫并不太懂古玩，只觉得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也是蒙尘，不如卖给真正懂它、爱它的人。 听完这段来源清晰的讲述，史树青心中最后一点疑虑也烟消云散了。这就是真迹，板上钉钉！ 他激动地问价格。崔月荣看出来史树青是真心喜爱，也是真正的行家，便说：“史先生，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了。” 史树青坚持要付钱。可他出门急，身上没带多少钱，把所有口袋都掏了个遍，东拼西凑，刚好凑出了3块钱。 在那个年代，3块钱不算小数目，但对于这样一件国宝来说，简直就是白送。 崔月荣看他实在，也就收下了。史树青捧着这幅画，如获至宝，连朋友家的饭局都忘了，一路飞奔回了家。 这幅画，史树青没有私藏。他很快就将这幅画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 国家对此高度重视，立刻组织了当时最顶级的文物鉴定专家，包括张珩、启功、徐邦达等泰斗，进行集体会诊。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结论：此画确系元代作品，定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现存最早、也最接近成吉思汗本人真实面貌的画像真迹！ 鉴定书上写着：“1278年忽必烈敕令绘制，现存最早成吉思汗真迹。” 后来，史树青先生还特意为这幅画附上了一份《材质说明》，详细记录了纸张纤维密度、墨色成分等23项科学数据，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