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他没有慌乱，没有躲闪，而是立刻启动了大脑里那根应对危机的弦。他知道，彭佑亭也认出了他，那眼神里的惊讶藏不住。要是让他喊出自己的真名，那一切都完了。 于是，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没等押解的士兵过来驱赶人群，反而主动对着士兵，用一口地道的湖南汨罗话大声嚷嚷起来：“哪个是共产党囚犯？你们乱抓人！我叫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朝奉，到南陵县是给我姑妈送钱的。你们不讲理！ 首先，他告诉了围观者，这是一桩“冤案”。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把“胡少甫”、“长沙”、“伟伦纸庄”这几个关键信息，清清楚楚地喊给了人群中的彭佑亭听。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辩解了，这是一场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的情报传递。彭佑亭也是个机灵人，一听这口音，一看这阵仗，立刻就明白了老乡有难，而且是在给自己递话。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1928年，大革命失败不久，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任弼时作为中央派往安徽的巡视员，任务是整顿被破坏的党组织。你想想，在那个节骨眼上，这活儿有多危险。结果，因为叛徒出卖，他在南陵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时，和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等人一起被捕了。 被捕后，敌人根本不知道抓到的是一条“大鱼”。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又一个嘴硬的共产党。南陵县的法庭上，敌人用上了踩杠、夹棍这些酷刑，想从他嘴里撬出点什么。任弼时被打得昏死过去好几次，醒过来，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胡少甫”。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敌人的审问中已经知道，敌人并不认识我。我要说出真名来，那就没个完了。所以，我一口咬定，坚决不承认，顶多不过是死嘛！” 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镇定，才是在刀尖上跳舞的底气。敌人没辙，只好把他押往省会安庆。这才有了开头船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彭佑亭领会了任弼时的意图，趁着混乱，悄悄凑近。任弼时压低声音问：“有笔和纸吗？”彭佑亭把随身记账用的纸笔塞了过去。找了个上厕所的机会，任弼时迅速写下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胡少甫”这个假身份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应对敌人的盘查，并嘱咐彭佑亭立刻赶往长沙，把信交给他叔父任理卿。 这封信，就是他的“求救信”，也是一份“反审讯指南”。彭佑亭提前下船，星夜兼程，把这封救命信送到了长沙。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接到消息后，一边向党中央报告，一边按照信中的部署，与家人、党组织和律师展开了一场惊险的营救。他 而在安庆的监狱里，任弼时不仅自己坚不吐实，还秘密地指导狱中的同志们进行“反口供”斗争。他告诉大家，酷刑下屈打成招的口供不能算数，必须全部翻供，决不能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他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在最黑暗的地方，稳住了所有人的心。 最终，由于他机智沉着，加上党组织和家人的全力营救，敌人实在找不到证据，只好在1928年底以“查无实据”为由，让他交保获释。 这对任弼时来说，还不是最险的一次。就在他出狱后不久，1929年11月，他在上海的江苏团省委秘密机关再次被捕。那次更悬，他刚走到门口就感觉不对劲，院子里安静得可怕。他当机立断，把身上藏有机密的纸条塞进嘴里吞了下去。刚做完这一切，大门一开，几个巡捕就把他扭住了。在被推上囚车前，他假装滑倒，故意把一只鞋甩在了门口，用这种方式给后面可能要来的同志报警。 在巡捕房，他碰到了同案被捕的同志周朴农。他立刻按住要起身的周朴农，低声告诉他：“我们装作不认识，敌人没有证据。”后来，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任弼时背上被烙下两个拳头大的伤疤。但他对周朴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起考验。” 这就是任弼时，一个总是能在绝境中找到生路的人。他的智慧和冷静，来源于他骨子里那份坚定的信仰。叶剑英元帅后来评价他，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举国欢庆。可就在开国大典的名单里，却没有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 这不是疏忽，而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不准”他参加。 原来，此时的任弼时，病情已经极度严重。高血压、脑血管硬化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医生明确警告，他再也经不起任何情绪上的大的波动和刺激。开国大典，那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含着泪，只能做出这个决定，让他留在玉泉山静养。 1949年10月1日那天，任弼时没能站上天安门城楼，只能通过收音机，聆听那一声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庄严声音。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实现了，可他却倒在了距离终点线一步之遥的地方。 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本应在休养的他，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50年10月27日，他因脑溢血猝然离世，年仅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