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想再提她！”85岁的阿菊提到继母朱枫时，声音像结了冰。 就那么坐着，

“我永远不想再提她！”85岁的阿菊提到继母朱枫时，声音像结了冰。 就那么坐着，窗户没关，风吹进来，人好像更安静了，阿菊都八十五了，一说起朱枫，嘴唇都在抖，手里的筷子都握不稳，差点掉下去，嘴里念叨着再也不想提她了，那声音小得快听不见。 朱枫是谁，外面的人就知道她是1949年春天，睡在阿菊家阁楼上的那个人，天天帮小姑娘梳头，做饭，算是个后妈，可外面没几个人真明白，这个女人不一般，朱枫去台湾是干大事的，上面直接派她过去，就是为了搭上线，建个交通网，谁都摸不清她到底在忙活啥，连睡在她身边的男人都蒙在鼓里，她为什么来台湾，一个字都没跟人透过。 阿菊那会儿才刚结婚，丈夫在国民党的情报圈里头混，天天回家带一堆内部消息当笑话讲，一边吃饭喝汤，嘴里还念叨，今天又截了封密电，共产党的特务藏得真深，朱枫就坐在桌子对面，帮大家添汤夹菜，脸上带着笑，耳朵可尖着呢，问得不多，晚上回到阁楼里，该干嘛干嘛，饭桌上那些“闲话”转头就成了情报，手里还不停地做着针线活，打个掩护。 大伙儿都以为她是个香港回来的寡妇，来投靠亲戚，顺便带了点东西，谁能想到她带的是情报，全塞在那些线装书里，胶卷藏得那叫一个严实，后来嫁给阿菊的父亲，也是组织安排的，觉得这个家能当个好幌子，位置好，背景也干净，人脉方便，是个绝佳的掩护。 朱枫心里跟明镜似的，冷静，有主意，别人看不懂。 阿菊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这个后妈比亲妈还亲，小时候认字，朱枫一笔一划地教她，“家”、“国”、“光明”，还说这些字以后要一辈子记住，总给她带回来漂亮的花裙子，给她穿上，讲外面的新鲜事，还亲手给她梳头，说头发理顺了，心就不会乱。 她那时候就认定，这人就是来当她妈的，虽然没血缘关系，可日子过得暖烘烘的。 没过多久，1950年的春天，天还没亮透，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屋里给翻得乱七八糟，一群人冲了进来，朱枫一声没吭，自己穿好鞋，把衣领扣好，就站在阿菊的房门口，看了她一眼，那眼神特别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早就定下来了，然后转身就跟着人走了。 没人晓得，她头天晚上，偷偷把一枚金戒指塞进了窗台的缝隙里，那是组织的经费，是用来跑路，换身份的，可她没碰，一分没动，就留在了那儿。 打那以后，阿菊什么都不敢多问，丈夫告诉她，说她是共党特务，她也只能把这事烂在肚子里。 后来很多人写她的故事，写得特别英勇，说她在牢里吞金子，宁死不屈，嘴巴硬得很，特务怎么都撬不开，说她死的时候就像个真正的信仰者。 可有谁问过阿菊，她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人的。 她总说，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把她当亲闺女，可她自己，是真把她当妈了，一门心思地当。 这事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不是什么间谍，也不是牺牲和烈士，是阿菊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用尽了一个孩子全部的力气，去相信一个心里始终装着任务的人，朱枫对她再好，再温柔，中间也总像隔着一堵墙。 朱枫为了信仰没回头，阿菊也没办法不觉得自己好像被利用了一场。 有时候别人再问她，怎么看朱枫，她就咬着牙说，不想再提这个人了。 可小时候哭着喊妈的是她，现在一辈子不跟人细说那段往事的，也是她。 你要问她心里到底咋想的，阿菊常常不吭声，跟没听见一样。 那枚金戒指，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人从窗台缝里给翻了出来，那时候阿菊早就离开台北了，谁也不知道她再看到那枚戒指的时候，是会掉眼泪，还是会笑一笑。 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热闹的谍战剧，也没有英雄传里写的那些铁骨铮铮，朱枫只是在另一个女人的家里，用一个母亲的身份藏着自己的信仰，她的手很温柔，做的事却很锋利，最疼的不是她的对手，而是那个曾经把她当成全世界的孩子。 这事儿谁也说不清对错，这个疙瘩，这块伤疤，就这么一直留在了那些谁也不愿意去碰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