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 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1992年北京老房的窗边，王承书握着半只蓝毛衣。“当年没织完就走，是因为钱三强同志找了我。”她对儿子说。阳光落在毛衣的针脚上，映出她眼底的郑重。 儿子停下翻相册的手，等着母亲说出藏了三十年的缘由。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1961年突然消失的真相。 1961年春天的北大实验室，钱三强推开房门。“王承书同志，国家需要你转向铀浓缩研究，要绝对保密。”他递来一份文件，封面印着“绝密”二字，字迹沉重。 王承书捏着文件，指尖发凉：“这工作，要去多久？”“不知道，可能很多年，不能告诉家人，连地址都要保密。”钱三强的话像块石头压在她心上。 那晚王承书在家收拾行李，看着儿子熟睡的脸。她拿起毛线针，想织完最后几针毛衣，却怎么也握不住针。丈夫张文裕看出她的心事，没多问，只帮她把科研笔记装进箱子。 “国家需要，你就去，家里有我。”他的话让她红了眼。凌晨她悄悄离开，没敢叫醒儿子，怕一看见孩子的脸，就舍不得走。 1962年戈壁滩的科研宿舍，王承书翻开秘密日记。第一页写着“1961年5月，为铀浓缩而来，此生不悔”。日记里没有家人的名字，只记着“今日计算误差缩小0.1%”“同事小李感冒，帮他代班”。 有次她梦见儿子问“妈妈去哪了”，醒来后在日记里画了个小太阳：“等任务成了，就回家看你。”这本日记后来被她锁在箱子最底层，直到1978年回家才敢翻开。 1958年归国的轮船甲板上，王承书望着大海。她想起在美国时，导师劝她留下：“你的才华在这里能有更大成就。”可她摸着棉衣夹层里的科研笔记，坚定地说：“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海关检查时，她把关键数据记在脑子里，硬是没让一份重要资料被扣留。那时她就暗下决心：只要国家需要，无论什么任务，她都愿意接。 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天，王承书在戈壁滩哭了。同事们欢呼拥抱，她却躲在帐篷里，拿出丈夫寄来的家书。 信里说“儿子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你在做大事”，她反复读了三遍。有人劝她“任务成了，申请回家吧”，她摇头：“还有更复杂的研究要做。”她知道，只要国家还需要铀浓缩技术突破，她就不能走。 1978年王承书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找钱三强。“钱老，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回家了。”她的头发已经全白。钱三强握着她的手：“这些年，辛苦你了，国家不会忘记你。” 回家路上，她买了儿子最爱吃的糖葫芦，却在门口犹豫了很久。直到儿子开门喊“妈”，她才敢上前，把糖葫芦递过去：“对不起，妈回来晚了。” 如今，王承书的科研日记、那半只蓝毛衣，都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她当年参与研发的铀浓缩技术，早已成为国家核事业的重要基石。 “文裕小学”的孩子们，还在听老师讲她“为国隐姓埋名十七年”的故事。虽然她已离世，但那句“国家需要，我就去”的承诺，永远刻在民族记忆里。 人们终于知道，她当年的“消失”，是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安稳生活，让祖国能挺直脊梁。 信息来源：人民网《王承书:一生的三次“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