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协和医院因为肾癌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享年61岁。人走了，问题就来了。他的遗孀李淑贤和他的家人们，比如弟弟溥杰，全都懵了。 这人该怎么安葬？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切跟“封、资、修”沾边的东西，都是要被砸烂的。溥仪这个身份，简直是太特殊了——他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最后的一个符号，是“旧社会”最大的代表。 按照皇帝的规格来安葬？别开玩笑了，那不等于往枪口上撞嘛，纯属自找麻烦。可要是按照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规格，悄无声息地处理了，似乎又不太对劲。毕竟，溥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身份已经变了。他不再是战犯，而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还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着文史专员，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新中国改造旧社会人物的一个成功典范，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人物。 这事儿可把李淑贤和溥杰给愁坏了。他们是溥仪最亲的人，既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又要顾及私人情感，怎么处理都觉得烫手。想来想去，家里人拿不定主意，干脆，把这个难题交给组织。于是，一份关于如何处理溥仪后事的报告，通过全国政协的渠道，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也是感慨万千。他对溥仪这个特殊人物的改造倾注了不少心血。从特赦溥仪，到安排他的工作，再到关心他的婚姻生活，周总理都亲自过问。现在，这个人生的“学生”走完了他的一生，如何为他的生命画上一个合适的句号，周总理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安葬问题，更是一项关乎国家政策和国际观瞻的政治问题。 很快，周总理就给出了明确的批示。 周总理的指示核心思想非常清晰：溥仪的身份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也是全国政协的一位委员，他的身后事，就应该按照这个身份来办。这就一下子把调子给定下来了。既不能搞封建皇帝那一套，也不能简单地当成一个普通人。 具体怎么操作呢？周总理给出了几点具体意见： 第一，溥仪的骨灰可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安葬国家领导人、革命先烈、社会贤达的地方。让一个“末代皇帝”安息于此，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魄力和政治胸襟的。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对溥仪后半生转变的一种最高肯定，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和气度。 第二，关于安放的具体位置，周总理还考虑得特别细致。他指示说，家属可以在两个地方选择：一个是骨灰堂正厅，这里存放的通常是级别较高的干部；另一个是侧厅，存放的是一般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第三，关于丧葬费用，周总理指示，全部由国家来承担。这对于当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李淑贤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解决了她一个天大的难题。 这个批示传下来之后，李淑贤和溥杰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对周总理的关怀感激涕零。最后，他们商量决定，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侧室第一室。他们觉得，溥仪作为一个获得新生的公民，放在这个位置上，既是国家的荣誉，也符合他后来的身份，不张扬，很得体。 就这样，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安葬问题，在周总理的亲自批示下，得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解决。没有铺张的仪式，也没有隆重的国葬，一个曾经的九五之尊，最终以一个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安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溥仪的安葬地又发生了一次变动。1995年，出于商业和个人的一些考虑，他的遗孀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迁出，安葬在了河北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这个陵园紧邻清西陵，也就是溥仪的祖坟所在地。 这次迁坟，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人觉得，溥仪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祖宗的身边，也算是一种“叶落归根”。但也有人认为，周总理当年的安排，其实是溥仪作为“新中国公民”这个身份的最好归宿，迁出来，反而削弱了那种独特的历史意义。 其实，怎么看呢？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安葬方式，恰好反映了溥仪一生的两个侧面。安葬在八宝山，是国家对他从一个封建君主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公民的最终认可，这是一个时代的结论。而后来迁往清西陵旁，更多的是他个人血脉上的归属，是一种文化和家族情感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