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2年，薛仁贵打败回纥，俘虏了十几万人，薛仁贵下令，“江南的全部坑宰，女眷都赏给将士们”，回纥于是派使者去大唐那控诉薛仁贵，唐高宗无奈，派契苾何力去安抚回纥，结果契苾何力更残酷。 薛仁贵确实是盛唐时期的军事名将，凭借在辽东战场上对高句丽的战功而声名鹊起。但他并非一味以勇猛著称，更重要的是他在边疆问题上的强硬手段往往能达到稳定局势的效果。 662年他领兵征讨回纥，是因为回纥当时在唐朝西北边陲频繁进行侵扰，甚至有和西突厥联合的趋势，这对唐朝中亚的统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唐朝的西域政策，尤其是在安西四镇设立之后，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就变得尤为重要。因此，薛仁贵的出征并非简单的“征服”或“讨逆”，而是为了维稳边疆战略格局。 回纥作为突厥族的一支，其与唐朝的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既有朝贡，也有反叛。这次被打败之后，他们派使者到长安告状，这本身已经表现出回纥对唐朝中央政权的认可。 否则，如果是彻底敌对关系，他们不会选择通过外交渠道申诉。这一做法反映出唐朝在西域治理上的一种微妙平衡：既要以武力震慑，又要以制度维系。 这种两手策略并非简单的“软硬兼施”，而是在多民族帝国治理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惯性机制。 唐高宗面对回纥的控诉，在当时已有老年病缠身，政务多由武则天代行。他并未选择追究薛仁贵之责，而是展现出宽宥之态，果断派出契苾何力前往，以安抚相关事宜，尽显处事之沉稳与周全。 契苾何力是铁勒人出身，早年归顺唐朝后屡立战功，性格刚猛，是唐朝对西北民族政策中的重要执行者。 他的出使看似“安抚”，实为震慑。所谓“更残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延续了唐朝一贯的策略：对不稳定因素零容忍，用行动告诉所有边疆部落，唐朝的底线不可触碰。契苾何力的“残酷”并非滥杀，而是通过镇压与威慑，彻底打消回纥再次叛乱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看，整个事件其实是唐朝边疆治理策略的一个典型案例。薛仁贵的出兵、俘虏、清洗、分配战俘，是一次边疆军事打击的常规操作；回纥的外交申诉，是边疆部族对中央权威的间接认可；契苾何力的再度出击，则是为了固化战果，重申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 这种三步走的策略，在今天看来可能不够人道，但在当时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个事件看成是“一个将军打了胜仗却太残忍”，也不能把它当作“民族压迫的典型案例”来套用现代的逻辑。 唐朝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帝国，对外的军事行动从来不只是为了扩张领土那么简单，更多时候是为了维护边疆的秩序和王朝的稳定。 薛仁贵也好，契苾何力也罢，他们的手段或许不尽温和，但在当时的制度体系中，他们完成的任务，是符合国家利益和边疆稳定需要的。 所以这桩看似血腥的历史事件，背后其实是帝国治理术的一部分。薛仁贵和契苾何力，一个是前线的铁血执行者，一个是善于震慑的外交战将，他们共同构建了唐朝对西北边疆的战略态势，也让回纥这样的部族明白，面对大唐，不服就打，服了也得守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