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的一天，陕军战士们伏击了日军一辆卡车，当战士们爬上车厢后，突然全

1938年10月的一天，陕军战士们伏击了日军一辆卡车，当战士们爬上车厢后，突然全都愣在了原地，紧接着就是齐声高呼。因为那一卡车的车厢里，居然装的全是羊肉。 1938年的中条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华北的“盲肠”，是日本鬼子眼中钉、肉中刺。它像一把刀，插在同蒲铁路和黄河之间，守住了，就能保住陕西潼关，护住整个大后方的东大门。所以，日军玩了命地往里打，从1938年到1941年，光是有名有姓的大规模进攻，就搞了13次。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在这样的磨坊里，陕军这些“秦娃子”过的是什么日子？ 当时部队的伙食，主要就是小米。能吃饱就算不错了。菜呢？大部分时候就是水煮的野菜，连盐都得省着用。常年累月下来，很多士兵都得了夜盲症，一到晚上就看不清东西。艰苦到这个份上，一块肉，那不光是食物，那是命，是天大的奢侈。 所以，当那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干掉鬼子，满心以为车上是弹药或者军火，结果掀开帆布，看到一车白花花的、带着血丝的羊肉时，那个冲击力有多大？ 先是愣住，不敢相信。然后就是爆发式的狂喜。那声高呼，喊的不仅是“有肉吃了！”，喊的是“今天能活下去了！”，喊的是对憋屈了太久的艰苦生活的一次宣泄，喊的是一次小小胜利带来的巨大慰藉。那一刻，他们不是什么战斗英雄，就是一群饿坏了的、想吃顿饱饭的普通人。 这种真实的人性，恰恰是历史最打动人的地方。 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这么有感触？因为前些年，作家徐剑铭老师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徐老为了写这本书，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幸存者。他笔下的中条山，没有神话，只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比如书里提到的，陕军里很多都是新兵，为了提高战斗力，赵寿山将军就在黄河边的茅津渡搞了个干部培训班。这在今天看来，就像是战地“军官速成班”。他们不光学军事，还学文化，学我党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甚至请八路军的干部来讲游”击战。你想，这帮陕军将领，思想多开明？他们知道光靠一腔血勇不行，得用脑子打仗。 打仗得有脑子，还得有民心。陕军在中条山，跟老百姓的关系处得非常好。部队帮老百姓恢复了70多所因为战火停办的学校，让孩子们有书读。日军封锁山口，部队就派人冒险出去买粮食，分给断炊的乡亲。这种军民鱼水情，不是一句口号，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所以，这帮“秦娃子”，他们不光是能打硬仗的猛士。他们有头脑，有人情味，有深刻的家国情怀。 聊回那车羊肉。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这些羊肉是哪来的？大概率是日军从当地老百姓手里抢来的。陕军把它夺回来，不光是改善了自己的伙食，更是一次“替天行道”，把本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从侵略者手里抢了回来。 这种“抢回来”的故事，在中条山时有发生。 比如1938年12月，在绛县南乔野村，日军一个据点作恶多端。当地村民就偷偷联系了国民党第15军。他们里应外合，怎么干的呢？一百多人的突击队，为了在黑夜里分清敌我，每个人脖子上系了条白毛巾。当晚的口令是“三八七”，因为这支部队以前的番号是三八七团，只有自己人知道。就靠着这种土办法，一夜之间端掉了日军据点，歼敌上百。 这仗打得巧不巧？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在装备、火力全面落后的情况下，我们靠的就是这些。 说这些故事，不是为了渲染战争的传奇色彩。我是想说，真正的历史，是由无数这样具体、生动、甚至有点“土味”的细节构成的。我们今天纪念抗战，不能只记住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战役名称。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会为了一车羊肉而欢呼的士兵，是那些脖子上系着白毛巾、在雪夜里潜行的身影。 随着时间流逝，亲历那段历史的老兵们，大多已经不在了。像徐剑铭老师那样，抢救性地记录下这些记忆的文化人，就显得尤其珍贵。他的《立马中条》，在今天看来，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一座碑，为那些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的普通英雄立的碑。 80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样子。我们有先进的武器，有强大的国力。但我们不能忘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那样的血与火里，从那样极致的艰苦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那帮“秦娃子”的血性、智慧和乐观，刻在了我们民族的骨子里。那种“宁死不弯腰”的倔强，那种“有肉吃就高兴”的朴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命力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