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裁员2681人，中美都欠钱未交。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的咖啡角，以往清晨总是排着长队。如今，只有零星几名员工端着马克杯匆匆走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克制的焦虑。 2025年初，秘书长古特雷斯签署了一份内部通告：联合国系统将裁员2681人，相当于每五名员工中就有一人离开。一名在人权事务办公室工作了十二年的非洲籍员工，在接到通知后默默清理工位，她的项目档案还摊在桌上。 那是一项针对中东难民儿童的心理援助计划，因资金断裂已暂停三个月。“我们曾为难民营的孩子设计疗愈课程，现在连打印纸都需要申请配额，”她苦笑着指向角落里闲置的复印机，“它和我们的项目一样，成了‘待机状态’。” 古特雷斯多次公开警告：联合国的现金储备仅够维持21天运转，他提交的256页预算报告被媒体形容为“一封来自破产边缘的求救信”。 在日内瓦的万国宫，走廊灯被关闭一半；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署办公室合并了楼层；纽约总部的夏季空调温度被强制调高。 “如果我们不看到政策调整，钱就不会到账。”这句曾被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挂在嘴边的话，如今仍是华盛顿对欠款问题的潜台词。 美国当前拖欠15亿美元，累计历史欠款超过30亿美元，这笔钱足以支撑联合国半年的维和行动。2020年，特朗普政府冻结拨款并要求修改对华贸易决议，2024年加沙冲突期间，美国在安理会否决停火决议的同时，其欠款问题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在也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疫苗冷藏库因电费拖欠多次断电，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在高温中失效，在刚果，维和部队的巡逻车因燃油短缺减半出勤，当地平民不得不穿越武装民兵控制区取水。 这些场景与纽约外交场合的唇枪舌剑形成刺眼对比。更讽刺的是，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特殊权力，却无人能强制其履行财政义务。 与此同时，北京外交部新闻厅里，发言人被追问中国约3亿美元欠款时，反复强调一个词：“程序性延迟”。 背后的逻辑链清晰可见：2023年至2025年，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将从7.9%跃升至20%，涨幅超过150%。一名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算了一笔账：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但分摊比例已逼近发达国家水平。 然而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欠款记录中存在着另一组数字：2019至2023年累计缴纳120亿美元，疫情期间甚至提前支付会费，获得联合国财务司的公开致谢。 在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印着“中国捐赠”字样的粮食包至今仍在发放，柬埔寨的排雷行动小组使用的探测仪，资金来源于中国2022年缴付的维和摊款，这种“历史清缴记录”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理解中国延迟的语境，一位东南亚外交官坦言：“我们更担心的是某些国家把欠费当成习惯，而非一时流程卡壳。” 原本由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热餐已中断两周，教师哈桑只能分发干面包，“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还有豆子和橄榄油，”他翻出手机里存留的照片，“现在连粉笔都要掰成三段用。” 危机正在催生变革的呼声。在2024年的联合国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亚洲国家提出分期付款方案，中国则联合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要求修改基于GDP总量的分摊公式。 “不能让出租车司机和亿万富翁按相同比例付小区管理费，”一位拉美代表用比喻引发会场笑声，但笑声很快被现实压过，美国代表以“需国内法律程序”为由回避承诺，欧盟国家则担忧降低自身比例会加剧资金缺口。 他将部分机构迁至内罗毕、曼谷等低成本城市的计划，被批评为“用地理迁移掩盖系统性问题”，但支持者指出，这类举措至少释放了信号：联合国必须适应21世纪的财政现实。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将目光投向2025年，如果美国仍拒绝缴款，联合国可能面临史上首次全面停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