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6年，汉奸陈公博临死之前要求要将两件物品带进棺材，这两件物品分别是

[太阳]1946年，汉奸陈公博临死之前要求要将两件物品带进棺材，这两件物品分别是汪精卫赠他的一只茶杯和日本天皇所赠的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 （参考资料：2012-04-11 央视网——陈公博沉浮录：从“一大代表”到“投敌汉奸”） 陈公博，一个给自己贴上“乱世能臣”标签，却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他的一生就像个疯狂摇摆的钟摆，从反清斗士、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高官，最后竟成了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 他的政治罗盘，指针从没校准过什么主义，而是在个人恩怨和私人情义间乱转，最终彻底失灵，带他走向了毁灭。 他最初的政治冲动，压根不是什么宏大理想，而是纯粹的个人和家庭屈辱，他的反满思想，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一种复仇。 这股劲儿，既来自少年时他一个人挥拳硬刚二十多个八旗子弟的街头血性，更来自他父亲陈志美搞反清起义失败、家产被抄光的家族悲剧。 这种源于切肤之痛的立场，让他对那些高大上的理论总有种疏离感，虽然靠着父亲的关系，他不到二十岁就成了同盟会的老会员，但在思想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面对五四运动的浪潮，他却冷漠得惊人，自称“静如处子”，专心读书。 他后来投身共产主义，参与创建广州党组织，看似浪子回头，但在中共一大的会场上，仅仅因为一个党员能不能当官的程序问题和张国焘吵了一架，他的热情就“顿时冷到冰点”。 最后，因为会场被搜查、隔壁又发生谋杀案，他吓得直接带着老婆跑去杭州游山玩水，成了大会上唯一中途跑路的代表。 离开共产党后，他那漂泊不定的政治罗盘，终于找到了一个唯一的锚点——汪精卫，这份忠诚超越了是非对错，成了他后半生所有选择的唯一解释。 汪精卫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又在他1925年回国后，力挺他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这份知遇之恩，让他把汪精卫当成了唯一的“北极星”。 当汪精卫密谋和日本人媾和时，陈公博的理智其实还在，他激烈反对，精准预言这只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他最终还是跟了，理由简单得可笑：如果我不走，我们的友谊就完了。 真正把他推下悬崖的，是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的背叛，这件事反而激起了他一种错位的“道义感”，觉得这时候才最能“患难见真心”，于是，他下定决心“往火坑里跳”，彻底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了民族大义之上。 当然，他为自己的背叛，也精心包装了一套理论，他曾经也是个热血主战派，1932年还给上海的抗日军队送去十万颗手榴弹。 转折点发生在1933年，他去长城古北口前线视察，在那里，他听着伤兵哭诉日军炮火如何“惊天动地”，而自己这边“连鬼子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 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他彻夜难眠，最终得出一个结论：硬碰硬就是“以卵击石”，他把战场上的绝望，转化成了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开始鼓吹要“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 这套逻辑，既是他追随汪精卫的心理台阶，也成了整个汪伪集团“曲线救国”的理论基础。 说到底，陈公博的悲剧就是他人生的罗盘彻底坏掉了，指针从个人恩怨出发，短暂地晃过共产主义，最后被死死吸在了对汪精卫的个人忠诚上，直到临刑前，他还要求用汪精卫送的茶杯和日本天皇给的勋章陪葬，可见这份愚忠有多顽固。 他一生多变，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始终被私情绑架，从未真正拥抱过国家，他家人最后不敢给他立下的那块墓碑，或许正是这位“乱世能臣”迷失方向、归于虚无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