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那时候北平城里炮声越来越近，清华园里好多学生围着梅校长不让他走。有女生扯着他袖子哭，男生红着眼睛说咱们一起守住清华吧。 梅校长心里难受，手摸着学生头半天不说话，手指关节都捏得发白。他不是不想留，实在是身上压着担子放不下—那一大笔清华基金，千万不能出闪失。 这笔钱可是清华的命根子啊，从1931年梅贻琦当校长开始，他就把庚子赔款结余和校友捐款统统归进“清华基金”，明确只能用来请老师和搞科研。 靠着这笔钱，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真正的一流大学，请来叶企孙管物理系、朱自清教国文，培养出钱学森、钱三强这些顶尖人才。 梅校长常说基金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是让学生能安心读书、老师能专心研究的底气。 临走那天晚上，梅校长把基金账目和校印仔细包进蓝布包袱，天没亮就带着两个校工悄悄离开。先进城躲了几天，后来从东单临时机场飞南京，再转去香港。 有人回忆说梅校长是被强行架上飞机的，但更多证据表明他是自己决定走的。他曾经对朋友说过：“我留在这儿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傀儡，要么当反动力。我都不愿意，只能走。” 梅校长一到香港就租个小公寓成立“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核对账目。有人劝他把钱存外资银行吃利息，他当场拒绝：“这是清华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他妻子韩咏华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梅校长心里始终放不下清华，还会买美国最新科学杂志寄回国内，可惜因为时局变化，这些资料最后都没人接收成了废纸。 1954年，梅校长的儿子梅祖彦从美国学成后决定回国。父子俩在纽约见了最后一面，他没拦着儿子，但心里明白这条路一走就是永别。 梅祖彦回到北京后直接进了清华水利系当助教，第一次上课特意穿上父亲留下的旧中山装，在黑写下“自强不息”四个字。 他后来给父亲写信说清华园的树长高了，学生们还和以前一样认真。梅校长回信时夹了片新竹的竹叶，什么都没多说，但父子俩都懂对方心思，一个守着基金的根，一个守着校园的魂。 梅校长1955年到台湾，用清华基金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建校初期特别艰苦，全校师生人数少的可怜，实验室仪器都是从香港运来的旧设备。 有学生问咱们能赶上北京的清华吗？梅校长坐在实验室板凳上指着窗外竹子说：“竹子扎根慢，但长起来就停不住。” 梅校长在台湾依然清清白白，他管着大量资金，自己却过得清贫。早年在大陆时他就放弃校长专车和豪华住房，一家人挤教师宿舍，妻子还在清华园门口摆摊卖米糕贴补家用。 到了台湾还是这样，1962年他病逝后，人们在他病床下找到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十几本账册，记录着清华基金十几年来每一笔收支，清清楚楚一分不差。 梅校长常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话—破格录用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坚决拒绝云南省主席龙云女儿上西南联大附中的请托，在台湾把每一分钱都投入学校建设。 1962年梅校长病重住院，弥留之际还拉着副校长手反复叮嘱：“基金要盯着，学生要教好。” 他去世后葬在新竹清华梅园，蒋介石题词“勋昭作育”。如今两岸清华共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梅校长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了。 回头看梅贻琦的选择，从来不是选边站队，而是死磕教育。他守护的不只是钱，更是教育独立的底线；他儿子回大陆也不是反驳父亲，而是传承清华精神。 这对父子用不同方式表达了同一种信念，教育传承不分地域，只在乎一代代人对育人初心的坚守。 信息来源： 《南渡北归》（岳南著） 新京报《纪念清华百年“水木清华”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