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巨大骗局？”瑞士提供的安乐死服务，据说患者只需躺在自杀舱里，按一下按钮，就能无痛死亡。但事后在选择安乐死人的尸体上，发现了让人细思极恐的痕迹。
现代科技似乎总想把所有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就连死亡——这件生命中最失控的事，也想给它装上一个程序，一键搞定。
瑞士研发的 Sarco 胶囊舱，堪称这类构想的巅峰之作 —— 它向人们许下承诺：只需短短十分钟，就能让人彻底告别痛苦，迈入安宁之境。
可当它第一次启动后，留在使用者身上的那些痕迹，却让人细思极恐，也彻底撕开了技术与人性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这个胶囊舱的设计，与其说是医疗设备，不如说是一个被精心包装过的“死亡产品”。这款事物的缔造者弗洛里安・威利特，在人生早年，曾亲眼目睹父亲以猎枪终结自己生命的悲戚场景。
那画面让他觉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不是死，而是“没得选”。所以他想用技术造一个出口，一个有尊严的出口。
操作极其简单，躺进去，自己按个钮，舱内就会充满氮气，大脑缺氧，人在睡梦中就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瑞士在传统安乐死程序上向来遵循一套极为复杂的流程。
人家那边要医生证明，要心理评估，最后还得你自己动手服药，每一步都充满了审慎的人类判断。而胶囊舱，把这一切都简化成了一道工业程序。
当然，有尊严的死亡从来不便宜，瑞士那些机构动辄几十万人民币的花销，还得先交几百块的年费入会，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商业逻辑。
然而，技术设想的完美闭环，在撞上真实的人体时，碎了一地。2024 年 9 月，一名 64 岁的美国女性成为该项技术的首位体验者。
彼时，颅底骨髓炎正困扰着她，不仅导致面部出现明显肿胀，剧烈的疼痛感更让她难以忍受。但她究竟是怎么离开的，却成了一桩罗生门。
有的说法是，程序进行得很顺利，她2分钟失去意识，5分钟后就没了生命体征。可另一种记录却描绘了地狱般的场景：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半小时，舱体剧烈抖动，她用手抓挠胸口，头撞击舱壁，发出沉闷的响声，刺耳的警报更是响彻了三十分钟。这哪里是安详，分明是缓慢的机械性窒息。
更诡异的是她身上的痕迹。两边都提到了类似勒痕的印记。一方说，官方证实这是疾病导致的皮下出血；另一方则说，调查显示这些痕迹在她死前就有了。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清。真相，就跟那扇紧闭的舱门一样，成了一个谜。
这次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设备的生产方和运营方被警察带走调查，而发明者威利特本人，精神彻底垮了。
他开始出现幻觉，总听见那要命的警报声，感觉有人在敲舱门。今年5月，他从三楼摔下，腿骨严重骨折，最后还是选择了传统的药物注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终究没有躺进自己发明的那个“完美”终点站。
Sarco胶囊舱的争议，其实只是全球关于安乐死这场漫长拉锯战的一个缩影。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早在古罗马时期便已展开，就连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曾谈及：医者是否拥有让患者生命历程加速走向终点的权利。
时间的指针拨至 1967 年，来自英国的专家桑德斯，才真正意义上搭建起现代临终关怀机构的雏形，为这一关怀特殊群体的领域开辟了新路径。
可实践起来，风险太大了。1986 年，医者浦连升面对一位肝硬化终末期患者的煎熬，应其家属恳请协助结束痛苦，未曾想事后竟遭到患者女儿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虽然最后判了无罪，但他的职业生涯也毁了。
即便在观念更开放的英国，也是直到最近才通过相关法案，而在此之前，每年有大约5000名英国人，不得不踏上前往瑞士的“死亡旅行”。
如今，那个曾被寄予厚望的Sarco胶囊舱，被一块防尘布覆盖着，静静地躺在仓库里。它的沉寂像一个巨大的警示：死亡，不是一个能用代码“优化”的技术问题，它关乎人性、伦理和最深沉的关怀。
真正的尊严，也许从来就不在于按下一个按钮的便利，而在于一个社会，在面对生命终点时，所能提供的那个复杂、全面、又充满同理心的支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