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46岁的方孝孺被永乐帝朱棣下令诛十族，刑场上，行刑官把873人逐个押到方孝孺面前，当着他的面一个一个地杀掉，行刑7日方止，场面惨烈之极。[凝视] 1402年夏天，南京城内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对峙，刚刚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的朱棣，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异常棘手的问题，他需要当朝第一大儒方孝孺为其起草登基诏书，以证明皇位的合法性。 然而这位被建文帝视为心腹的文臣，却做出了让所有人意外的选择，方孝孺不仅拒绝为朱棣草诏，更是以死相拼，最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惨案之一。 方孝孺的悲剧结局并非偶然，这位1357年出生于浙江宁海的读书人，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乡人称其为“小韩子”，意指其才学可比韩愈。他师从当代大儒宋濂，在经史方面的造诣连前辈学者都自叹不如。 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两次召见方孝孺，对其才学颇为赞赏，但太祖认为时机未到，有意将其留给后世，因此只是让他外放为汉中教授。 在汉中期间，蜀献王朱椿慧眼识珠，聘请他为世子师，并亲笔题写“正学”二字作为其书斋名，“正学先生”的称号由此而来。 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的人生迎来了高光时刻，他被召入京师，担任翰林侍讲，很快成为皇帝最倚重的顾问，建文帝经常在处理朝政时咨询他的意见，读书遇到疑难也会召他讲解，甚至让他在御前直接批答奏章。 这种深厚的君臣情谊，成为后来方孝孺宁死不屈的重要原因，靖难之役爆发后，正是方孝孺为建文帝起草了多篇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可以说他是这场政治斗争中建文一方的重要参与者。 当朱棣的军队攻破南京城时，建文帝在宫中自焚，方孝孺也被燕军俘获，面对新的权力格局，朱棣急需这位天下文宗为其草拟即位诏书，以获得士林的认同和支持。 然而当方孝孺被带到朱棣面前时，他身着丧服，悲恸不已，据史书记载，朱棣试图以“效法周公辅成王”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方孝孺连番质疑让这位新皇帝理屈词穷。最终朱棣只能以“此朕家事”来搪塞，并强令方孝孺起草诏书。 面对威逼，方孝孺愤然投笔于地，宁死不从，根据《明史》记载，朱棣以灭族相胁，但方孝孺依然坚持拒绝，盛怒之下，朱棣下令处死方孝孺并株连其族人。 关于这起惨案的具体情节，历史上存在不同版本的记载，后世广泛流传的“诛十族”说法，最早见于明代中后期的私人笔记，正史《明史》的记载相对简略，只提到“并夷其族”和“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 无论具体细节如何，方孝孺因不屈从新皇权而遭极刑，并牵连众多亲友的事实毋庸置疑，这起惨案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震动，对明代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孝孺的选择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将忠君、名节视为高于生命的存在。加上建文帝对其有知遇之恩，以及浙东地区素有的刚直民风，都促使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以死明志。 这种选择在后世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赞誉者认为方孝孺气节凛然，堪称“千秋正学”，是读书人的典范；批评者则认为他过于迂腐，为保全个人名节而累及无数生命，实属不智。 方孝孺的悲剧还反映出古代皇权专制的残酷性，在绝对权力面前，个体的选择空间极其有限，即使是当代大儒也难逃政治斗争的旋涡，他的遭遇成为后世文人的警示，也影响了明代士大夫的政治态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方孝孺的故事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更迭中的两难境地，是顺应新的政治现实，还是坚持内心的道德准则？不同的选择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局，而历史往往不会给人重新选择的机会。 方孝孺案发生后，明成祖朱棣的统治基础并未因此受到根本冲击，反而通过这种极端手段震慑了潜在的反对者，但这种做法也在士林中留下了阴影，影响了整个明代的政治氛围。 时至今日，方孝孺的故事仍然引人深思，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一个读书人面对生死抉择时所表现出的坚持，无论我们如何评判，都不得不承认其选择的沉重分量。 关于方孝孺的选择，你认为是值得敬佩的道德坚守，还是缺乏变通的书生意气？如果是你处在当时的情境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个人理想与家族安危之间，古代士大夫的两难困境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