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胜利80周年节点上，李显龙为啥会接受日本天皇授予的“旭日大绶章”？这就是实用主义彻底压倒历史正义，沦为“无原则墙头草”的典型案例。 二战日军全面侵略时期，勋章颁给了许多战犯，比如东条英机。也许是意识到这枚勋章过于臭名昭著，日本后来去掉了“勋一等”三个字，直接叫“旭日大绶章”。 说实话，仅这个“旭日大绶章”的历史背景，就足以让此次授勋行为充满深刻的历史反讽。 这说明战后东亚的和解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复杂的妥协与交换。授勋仪式上，李显龙引用老子“大国者下流”之喻，强调小国需要与大国和睦相处。 其实，李光耀也在1967年接受过同样的旭日大绶章。因为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急需吸引外资和技术支持，而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就成了新加坡首选。然后，李光耀就毫不犹豫地将历史情感让位于国家利益，并宣称“不能因历史仇恨阻碍国家发展”。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随之而来的便是惨绝人寰的“华侨检证大屠杀”。日军命令18至50岁的华人华侨前往聚集点接受筛查，无数人被认定为“反日颠覆分子”而被处决。 李光耀曾亲身经历过这场屠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军占领新加坡初期，有一天，我像其他数以千计的青年一样在集中营受检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死亡可能随时降临。”李光耀虽然侥幸逃脱，但数万新加坡华人未能幸免。 对于此次屠杀，日本官方宣称仅屠了5000人，但新加坡华社估算达10万人。所以，新加坡人认为，华侨检证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同为二战期间，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 这段历史记忆深深烙印在新加坡的民族意识中，于是新加坡建国之后，便将1967年2月15日设立为“新加坡全面防卫日”，并在市区设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高67米，基座刻有“1942-1945”字样，永久记录日军占领时期。 但这都不是事，新加坡政府可以一边在“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举行由政府、军警部门、商会及遇难者家属共同参与的悼念仪式，可以一边接受日本天皇的“旭日大绶章”，毫无压力。 其实，大伙都知道李显龙接受旭日大绶章背后，有着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考量。日本将东南亚视为平衡区域影响力的关键，李显龙在会谈中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形成呼应。这种共同价值观的宣示，为勋章授予提供了合法性外衣。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则提供了“小国大智慧”理论支撑，他认为小国可以通过巧妙的外交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说穿了就是“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果说新加坡能成为发达国家是依靠马六甲，而马六甲吃海权红利，又必须与海权国家保持一致，那你去舔美国啊，好歹还能说慕强。舔日算怎么回事？日本很强吗？ 如果说1967年李光耀接受旭日大绶章时，日本是亚洲经济实力最强国家，难道2025年的日本依旧是亚洲最强？历史不是发展的吗？难道日新关系还停留在60年前？ 退一步，就算你想舔日，非得选在抗战胜利80周年这个节点上舔吗？如此不管不顾，不挑不拣，把现实利益作为唯一准则，人类与禽兽有啥区别？ 中国古训警示：“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 国际关系不仅是力量的博弈，更是道义的竞争。新加坡向来以“智慧之国”自居，却不知“小国无智略，徒有大图谋”之理。当实用主义彻底压倒历史正义时，其国家形象就彻底沦为了“无原则的墙头草”。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一跪，赢得世界尊重；日本却在历史问题上保持着不认罪、不道歉，而李显龙接受旭日章，无异于为历史修正主义提供背书，消解东亚集体记忆的严肃性。 历史的天平上，一边是现实利益的金币，一边是历史正义的砝码。而这架天平的倾斜度，将定义一个国家的灵魂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