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有一座无名墓，高层一直保密，40年后公开身份，他是谁？ “1948年12月22日深夜，傅作义盯着北平城防图，低声念叨：‘北平还能守多久？’”——这句自问，是潜伏在他身旁的机要秘书阎又文最清楚的信号。紧要关头，他得把多年布下的棋子推向终点。 八宝山革命公墓西南角，那块没有姓名的碑座曾让不少参观者驻足。默默竖立四十余年，没有生平、没有职务，碑前常年只有一束不起眼的白菊。管理人员一度被问烦了，只能反复回答：“家属要求低调。”直到2009年，北京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史料展开幕，一份加盖“绝密、解封”戳记的文件揭开了谜底——墓主人正是当年那位少将秘书、地下党核心情报员阎又文。 时间往前推。1914年，山西荣河，一个煤商之家诞下一子。家境殷实、学业顺遂，山西大学法学院录取通知书让邻里啧啧称羡。如果历史平稳，他大概率会穿长衫进法院。然而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起，原本只在课堂里背诵法典的热血青年，开始思考“国家在哪、法理又在哪”。他在校园里组织读书会，阅读《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山西地下党联络员潘纪文注意到这个清瘦而执拗的学生，询问：“真想走到前线，还是只想写写文章？”阎又文给出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救国。” 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他学情报学、学密码学，更学“隐蔽战线”的铁律：潜进敌巢，必须“有口难开，有心难乱”。组织最终选定他渗透傅作义部——理由很简单，同乡身份便于接触，学历又够亮眼。为擦亮“招牌”，他先以新闻干事身份在西北军游走，接连发表多篇鼓吹同盟抗日的文章。两年后，他递上求职函，顺利进入傅作义司令部。 傅作义刚正自持，对家乡子弟尤其偏爱。阎又文懂礼数、谨慎、不逾矩。密电、军饷、布防报告，他次次不出差错，很快被提拔为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又升任新闻处长、授少将。表面看，他风光得很，实则孤独到极点：不能给家里写真实信，不能主动联系党组织，甚至不能在夜半独自喝一杯黄酒——怕醉后走漏风声。最漫长的那七年，没有一句“组织来信”。对任何人，这都是折磨。有意思的是，他留下的手记里只写过一句自嘲：“等待，是地下工作者的专业技能。” 1948年，平津战役成败一线。党中央判断傅作义有动摇，急需内部力量撬动。王玉奉命抵达北平，深夜与阎又文接头。多年未见，见面第一句话不是寒暄，而是简洁的暗语：“柳絮未飘，城门可开。”阎又文立即交出三份情报：守军番号表、火力配置图、以及傅系高层分歧记录。这些纸张后来被装进帆布袋，贴身送往西柏坡。 情报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劝服。阎又文摸准傅作义的心理：既怕被定为战犯，又担心部队被全歼。他一针见血：“将军，天津已失，北平伤不起；多死一人，后世骂名就多一分。”傅作义沉默良久，只问一句：“那你愿意出面谈判？”阎又文答：“责无旁贷。”最终，他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同解放军方面签署《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拂晓，北平城门准时打开，百万古城安然而转，古迹与百姓一并保全。 战功显赫，却必须沉默。建国后，阎又文被妥善安置在二线单位，职级平平。中央高层再三叮嘱：绝不可公开履历。原因有二：一是当年与他接触的国府残部尚有余孽；二是尚需利用“旧身份”打通若干渠道。阎又文理解，也从不向亲友提及往事。1970年病逝前，他只对妻子轻声嘱托一句：“别给我立大碑，越小越好。”于是就有了那方无名墓。 隐患却在后人这端发酵。子女政审时，档案里只有“原国民党少将”一句模糊备注；统战部起义名册却查无此人。审查批示三番两次退回，“历史问题未明”成了难解结。家属从疑惑到焦躁，又从焦躁到心灰，仅能苦等。这一拖，就是四十年。 转机出现在1990年代末。阎家二女在工作中结识一位老领导刘光人——当年的北平地下党员。他听闻阎家窘境，脱口而出：“你父亲是自己人啊。”她一头雾水。刘光人立即通过老战友王玉求证。王玉听完拍案：“机密期已过，不能再误人子弟。”很快，一份说明材料上报中央，标注“阎又文，中共地下党员，功在和平解放北平”。 中央随即做两件事：其一，给阎又文家属补发褒扬；其二，委托罗青长撰写纪念文章。文章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生涯：“潜身虎穴，功不告人。”遗憾的是，因安全考虑，只在内部刊印。对普通大众而言，无名墓依旧无名。 2000年代初，大众传媒对潜伏题材趋之若鹜，一些编剧拿到片面资料，把“少将秘书”写成反派。影视剧播出，观众骂声四起，阎氏后人再度揪心。有关部门意识到负面影响，决定趁和平解放六十周年集中释疑。2009年9月的展览，阎又文的照片第一次正式亮相：中山装、黑框眼镜、神情温和。解说员补上一句：“如果当年北平开城不顺，这座城市今天会是另一幅面貌。” 今天再到八宝山，无名碑旁已加了精致铭牌，刻着他的姓名与生卒。碑体依旧简朴，却不再空白。偶尔有老兵凭吊，站在碑前低声评价：“这人不简单。”话语轻，却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