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当了！”2001年，美国一招让我国堆积如山的己内酰胺产品变成废品，中石化的几位资深技术人员正感到绝望之际，一个人的出现改写了结局。
你可知道2001年的己内酰胺有多金贵？当时国内大小化纤厂都指着这东西开工，车间里的纺纱机要是缺了它，针脚都缝不起来，几百号工人的工资更没了着落。可美国这一招太狠了——之前还笑脸盈盈给咱们授权生产工艺，转头就突然修改了国际质量标准，还掐断了核心催化剂的供应，咱们按老法子生产的货，瞬间就成了没人要的“废粉”。
那天中石化的实验室里，气氛沉得能拧出水。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像座小坟包，摊在桌上的工艺图纸被红笔圈得密密麻麻，几个三十多岁的技术员盯着电脑屏幕，眼神里一点光都没有。屏幕上的检测数据红得刺眼，刚从生产线拉来的样品，熔点差了0.3度，纯度更是差了两个百分点——就这指标，别说卖给国外客户，国内的化纤厂都不敢要。
有个姓王的技术员，家就住在厂区附近，他蹲在实验室门口给媳妇打电话，声音都在抖：“仓库里堆了快三千吨货了，再卖不出去，车间可能要停了……你那化妆品先别买了，孩子的奶粉我再想想办法。”挂了电话，他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面包，咬了一口，没嚼几下就咽了，噎得直咳嗽——哪还有心思尝味道。
就在大伙都低着头，连叹气都没力气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的是张建国，那位还有三个月就退休的老工程师。本来上周还在小区里带孙子遛弯，听说厂里出了事，当天就把孙子送回老家，揣着个旧笔记本赶回了单位。他没急着问情况，先给每个人倒了杯热茶，杯子放在桌上，发出“当”的一声轻响，才算把凝固的空气敲破了点缝。
“咱们搞化工的，从建国初期啃苏联图纸开始，哪回不是从死胡同里蹚出路来的？”张建国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放，蓝色的封皮都磨出了毛边，“你们忘啦？八十年代咱们搞聚乙烯，老外也说咱们不行，最后不还是靠自己搞出了生产线？”他翻开笔记本，里面夹着泛黄的实验记录，有的页面还沾着褐色的试剂痕迹，那是他年轻时做实验溅上的。
没人知道张建国那几天熬了多少夜。实验室的灯从早亮到晚，他戴着老花镜，有时候看图纸看久了，眼睛涩得不行，就掏出随身带的眼药水滴两滴，再用手背擦一擦，接着跟年轻技术员一起调反应釜的参数。有次加催化剂的时候，试剂不小心溅到了手上，瞬间起了个红泡，他抓过旁边的冷水冲了冲，笑着说“没事，老皮糙肉的，这点疼算啥”，转头又盯着仪表盘上的数字。
其实美国的算盘打得精着呢——他们知道咱们当时的己内酰胺生产，核心工艺和催化剂都攥在他们手里，只要把这两个“命门”一卡，要么咱们花高价买他们的专利，要么就只能看着产品堆成山。那时候国际市场上，美国的催化剂价格已经涨了三倍，还附带了一堆苛刻条件，比如只能用在他们授权的设备上，连维修都得找他们的人。
张建国心里憋着股劲。他想起五十年代跟老师傅们在戈壁滩搞化工实验的日子，那时候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用的是土法搭建的反应釜，冬天冷得手都握不住笔，夏天热得像蒸笼，可没人喊过放弃。“那时候咱们能从零搞出东西，现在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多年轻娃，咋就不行了？”他把这话跟技术员们说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不像个快退休的老人，倒像个憋着劲要冲锋的士兵。
转机出现在第七天的凌晨。那天凌晨两点多，实验室里的反应釜还在嗡嗡转，张建国盯着仪表盘上的数字，突然喊了一声“停！快取样检测！”年轻技术员手忙脚乱地取了样，放在检测仪里，等待结果的那几分钟，整个实验室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当屏幕上跳出“纯度99.8%，熔点合格”的绿色字样时，没人说话，先是那个姓王的技术员红了眼眶，接着有人捂着脸哭了，张建国也没忍住，用手背抹了抹眼角——这几天的熬，值了！
后来大伙才知道，张建国绕开了美国的专利壁垒，用咱们自己研发的替代催化剂，还优化了反应温度和压力参数，不仅让产品达标，生产成本还比以前降了一成。当第一批合格的己内酰胺运到化纤厂，车间里的机器重新转起来的时候，化纤厂的厂长特意给中石化打了电话，电话里笑得直喘：“张工可是救了我们几百号人的饭碗啊！”
这事也给咱们提了个醒——核心技术这东西，就像手里的饭碗，必须得自己端稳了。靠别人施舍的技术，早晚要被人卡脖子，只有自己掌握了，才能在关键时刻不慌不乱。张建国后来退休的时候，把那个旧笔记本捐给了厂里的展览馆，上面的每一页记录，都成了给年轻技术员的“教科书”——不是教他们怎么调参数，是教他们怎么守住“不服输”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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