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宪兵队长在茶馆喝茶，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军统女特工，故意和他撞了一下，并趁机掏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枪！ 她叫郑苹如，一个本该在上海滩的舞池里旋转青春，却选择在刀尖上跳舞的奇女子。 聊起军统女特工，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可能是那种从小接受严酷训练，冷若冰霜的杀手形象。但郑苹如，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她父亲郑钺，是同盟会的元老，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者，后来还当过复旦大学的教授。她母亲，木村花子，是一位出身日本名门的大家闺秀。中日混血的出身，给了郑苹如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出众的相貌。 可以这么说，她就是那个年代上海滩的“顶流名媛”。她家境优渥，受过高等教育，是上海《良友》画报的封面女郎。要知道，那时候的《良友》画报，就跟咱们今天的《时尚芭莎》封面差不多一个级别，能上去的都是当时最耀眼的女性。 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白富美”，怎么就走上了特工这条路呢？ 两个字：家国。 她父亲常对她说：“和平是暂时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将胜利，但牺牲是巨大的。”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1937年，上海沦陷，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和嚣张的侵略者，这颗种子发芽了。她利用自己名媛的身份和流利的日语，开始为军统搜集情报。 朋友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放弃安逸的生活，放弃光明的未来，每天游走在汉奸和日本人之间，说的每一句话，见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不是电影，这是她20岁出头的日常。 现在我们来说说那个被刺杀的“倒霉蛋”。标题里说是“日本宪兵队长”，这其实是为了吸引眼球的说法。郑苹如的真正目标，远比一个宪兵队长重要，也更可恨。他叫丁默邨。 这名字，现在听着可能有点陌生。但在80多年前的上海，丁默邨三个字，能让小孩子晚上都吓得不敢哭。他早年加入过我党，后来叛变，成了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再后来，他彻底丢掉底线，投靠了日本人，当上了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的主任。 这个人，心狠手辣，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多少抗日志士，都死在了他的手上。所以，军统的头号人物戴笠，亲自下令，必须除掉这个大汉奸。 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郑苹如的肩上。因为丁默邨有个致命的弱点：好色。而郑苹如，恰好是丁默邨曾经的老师，两人有师生之谊。利用这层关系接近他，是最好不过的方案。 就这样，一场精心策划的“美人计”开始了。 1940年的一天，郑苹如提出让丁默邨陪她去买一件皮大衣。丁默邨色心大起，答应了。车子开到了静安寺路上的一家“西伯利亚皮货店”。 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按照计划，郑苹如会把丁默邨骗进店里，埋伏在周围的军统特工就会立刻开枪。 但意外发生了。丁默邨毕竟是老牌特务，警惕性极高。他坐在车里没动，让郑苹如自己下车去挑。郑苹如一看这情况，心里急了。她挽着丁默邨的胳膊，撒娇说：“你自己来帮我挑嘛，你的眼光好。” 丁默邨被她磨得没办法，只好下了车。但就在他一只脚踏进店门的瞬间，职业的警觉让他感到了不对劲。他看到橱窗玻璃上，反射出外面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在向他靠近。 说时迟那时快，丁默邨猛地推开郑苹如，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钞票，往空中一撒，大喊一声“你们要钱，都给你们！”，然后转身就往自己的防弹轿车里冲。 埋伏的特工一看暴露了，对着心脏的位置立刻开枪。但丁默邨已经钻进了车里，子弹打在防弹玻璃上，没能伤到他。司机一脚油门，车子瞬间就消失在了街角。 刺杀，失败了。 刺杀失败后，郑苹如的身份暴露了。她被捕了。 在狱中，汪伪政府的人对她威逼利诱。他们说，只要你发个声明，说你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跟丁默邨的情感纠纷，跟抗日无关，我们就放了你，还给你自由。 这是个活命的机会。但郑苹如拒绝了。她平静地说：“我既然做了，就没什么好说的。” 1940年2月，在上海西区的荒地，22岁的郑苹如被秘密处决。临刑前，她对行刑的人说：“干净些，不要把我打得血肉模糊。” 一个爱美的姑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乎自己的仪容。这背后，是超越生死的从容，和对自己信仰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