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李时雨，潜伏敌营15年，一路干到军统少帅，官大到自己都心慌，中央指示：大胆往上爬。 李时雨那张脸，我是见过的。 不是亲眼，是照片里，黑白的，轮廓不深，一看就是那种站在人群里不招眼的长相。 可你若真仔细盯着他那双眼睛看，倒像是能听见耳语的——不是你的，是别人的。 他就像那种老式电话线后头的接线员，别人说一句，他听三句，记五句，回去再做一整页报告给党组织。听得多，说得少，活得久。 他是黑龙江巴彦人，北方的土，扎实，厚，沾上鞋底都不好刮的那种。 大学念的是法政，北平法政大学。一个人从那种地方出来，读书、北上、进城，再被送进国民党的腹地，这条路啊……往回看是命运，往前走是命悬一线。 1934年，他被送进东北军，说是办事员，其实就是个跑腿的，文件一份份送，耳朵一寸寸开。 张学良那儿呆过，也跟着进了西安。 西安事变爆发那阵子，他人就在西安，听见外头枪响，茶杯里也晃。 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最早渗透东北军的突破口，我倒觉得，不是渗透，是扎根。他那时的任务，两个字：听话。 不是服从的“听话”，是听人说话。他听谁？听张学良身边的人，听“剿总”里头的传达兵，听每一个喘着粗气从外头跑进会议室的人说什么、问什么、急什么。 也不是没怕过。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他就在那一地的混乱中硬撑。 他说那叫“看风向”，但那不是看天上的风，是地上的沙，吹到眼睛里疼的那种。他知道不能乱说话，不能乱动手，连一个点头都得斟酌。 1937年，他被裁撤了。 说好听是军政整编，说难听点，就是被当废棋扔了。 他也没吭声，转身去了天津，这一转，就是进了日军的眼皮底下，进了法院当书记官。 你说他干嘛不逃？那时候太多人逃了，逃进山、逃去乡下、逃得没了声息。 可李时雨偏偏往火堆里蹿，他说得理直气壮：“法院好啊，天天接文件，哪来的信息比这更快？” 有一回，组织叫他转运电台机件。 他把三箱货从英租界搬到法国桥，过日军哨卡，靠的是胆子不是证件。 他装得像个刚下班的公务员，推着三轮车，帽子压得低低的，汗湿了脖子也不敢擦一把。 你想啊，三箱设备，每一箱都能坐个小孩，他就那样一手推车，一手拎着伪造通行证，从日军眼前晃过去。就为了让华北的无线电波不停。谁说战争只有枪？有时候，一台收音机，就能决定一次突围。 转折是1939年夏天，汪精卫要搞个“国民党六大”。 开什么六大？说白了就是要成立傀儡政府，给自己贴点金。他那会儿已经混进代表名单，借朱晶华的关系拿了身份牌子。 他自己都说，站在会场里，看着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那一张张脸，只觉得热气扑面，但不是正气，是一股子发霉的潮。 那会场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谁住那儿？ 特工总部，活人进去，死人出来。李时雨走进去的时候，脚都快抖了，可脸上一点不显。 他端坐着，把每个人发言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回到天津就交了情报。 他不是机器，可那一刻比机器还冷静。 再往后，他被调进南京汪伪政府，进了立法院。 不久就成了陈公博的红人，秘书长、法制专委、军法处长，官一层层叠。 他不是为了升官，他只是站得越高，情报就看得越清。 他给陈公博拟稿子，送文件，做会议纪要，甚至帮他私下改演讲稿。 陈公博说他“稳得住、靠得住”，他听着，只是微微点头。 稳不稳，靠不靠得住，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连笔记本都用的是双底，第一页给汪伪看，第二页给共产党读。 妻子孙静云，那时也进了上海，装作医生。 其实就是个联络点，传情报的。她被日本宪兵抓走那次，他几乎疯了。但还是忍着，只在屋里把茶杯摔了。 人救回来时，脸青一块紫一块，嘴唇破的像撕开的信封。 她咬着牙说没吐，他没说一句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那一晚没睡。灯开着，风进来，墙上的影子一直在抖。 1945年，戴笠来了，上海风向又变。 他又被招进军统，做社会组的上校组长。 这回，他直接站到了敌人心脏。每一份肃奸名单，每一个暗杀计划，他都能看。他照样冷静，照样记，照样传。 他救了不少人，那些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提前转移，一个个从黑名单里消失。 他干得好，戴笠还表扬了他，说“有办法，不容易”。这话是夸他，可他听着像在宣判。他知道，这种好评，后头跟着的多半不是奖赏，而是监视。 果不其然，戴笠一死，风就散了。 他被捕，被拷，被打得三根肋骨都裂了，铁杠子压在膝上，冷水灌嘴里，他咬死不认。 撑了仨月，军统没找到证据，只能转他去提篮桥监狱。 1949年2月，他被取保释放，走出牢门时，天阴得像锅底。 出狱后不久，上海解放。 他没跑，也没藏，直接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那件制服他藏了好几年，一直在等这一天。 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后来他在中南海工作过，在宗教事务局做顾问。 李时雨晚年住在北京，院子不大，老槐树下摆两张藤椅，他常坐那儿晒太阳，边晒边记，手指一笔一划写着《敌营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