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李师科不是天生的坏蛋，恰恰相反，在邻居眼里，他是个话不多，但热心肠的山东老头。他喜欢小孩，谁家有困难都愿意搭把手。他还有个身份，抗战老兵。十几岁就在山东老家跟着部队打鬼子，后来跟着国民党大部队，一路打到海南岛，最后撤到了台湾。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在台湾，他这样没家没眷、没文化、没技能的老兵，一抓一大把。退伍后，为了糊口，他开出租车，给人修修电器，日子过得紧巴巴。一个人嘛，最怕的就是老。没儿没女，病了没人管，死了没人埋。眼瞅着自己头发一天天白了，他心里那股慌，变成了怨。他看着别人一家子其乐融融，那种嫉妒，像火一样烧着他的心。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扛了几十年枪杆子，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点事情算什么！” 他心里那个结，解不开了，就决定用最极端的方式，给自己一个“交代”。 抢银行得有家伙。1980年，他自己做了把土枪，在一个巷子里，假装问路，从背后一枪打死了巡逻的警员李胜源，抢走了他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这事儿当时成了悬案，谁也想不到，凶手是个貌不惊人的老兵。他把枪藏了两年，等风声过去。 1982年4月14号，他行动了。戴着假发、口罩，冲进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掏出枪，吼出了那句后来在无数电影里被模仿的经典台词：“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抢走五百多万新台币，打伤一个副经理，然后消失在台北的街巷里。 这案子一出，全台湾都炸了。警方压力山大，悬赏两百万抓人。结果呢？闹了个天大的乌龙。一个叫王迎先的出租车司机，因为长得像模拟画像，被女儿的前男友举报。警察为了尽快破案，搞起了刑讯逼供。把老王打得受不了，屈打成招。可就在带他去“指认”现场的路上，王迎先不堪受辱，大喊着“冤枉”，从秀朗桥上一跃而下，跳河自尽了。 一个无辜的人用命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台湾社会，也催生了后来台湾法律中著名的“王迎先条款”——保障嫌疑人可以随时请律师，避免刑讯逼供。 真正的贼，李师科，是怎么落网的呢？说来也挺唏嘘。他抢了钱，自己没怎么花，大部分都托付给了一个老战友，让他留给战友那个他视如己出的女儿读书用。他对战友坦白了一切，说自己估计跑不掉，如果被抓了，这钱千万别交出去。可面对两百万的巨额悬赏，和窝藏罪犯的巨大风险，那个战友纠结再三，还是选择了举报。 李师科被捕后，异常平静。从审判到枪决，没见他有过一丝害怕。1982年5月26日，执行死刑那天，他自己稳稳当当地走进刑场，连蒙眼的黑布都拒绝了。对他来说，死，或许是一种解脱。活着，太苦了。 李师科的故事，像一颗子弹，击中的不只是一个银行，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和他一样，被遗忘在台湾的老兵们的命运。他的极端，是个案，但他的孤独和绝望，却是普遍的。 就在李师科用一声枪响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的时候，还有无数个“李师科”，在用漫长的、无声的等待，耗尽自己的一生。他们不像李师科那么刚烈，他们只是想家。 那时候，两岸还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迈不过去的天堑。家书都得靠人偷着带，信里不敢写称呼，怕连累家人。多少老兵，夜里躲在被窝里，听着收音机里播报大陆的天气，都能哭湿了枕头。 后来开放探亲，几十万老兵，像潮水一样涌向申请处。他们穿着在台湾一辈子都没舍得穿的好西装，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踏上了回家的路。可四十多年，足以让沧海变桑田。多少人回到日思夜想的村口，却发现父母的坟头草已经半人高；朝思暮想的妻子，早已改嫁他人，儿女也对自己一脸陌生。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是怕别的，是怕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而自己，也成了故乡的陌生人。 有个湖南老兵，叫刘志华，1992年才回到桃源县老家。离家四十四年，他幻想了无数次团圆的场景，结果村口老乡一句话就把他打懵了：“你一家子，都没了！” 父母思念成疾，早就过世了；妻子带着女儿苦等，最后也相继病故。他千里迢迢带回来的，不是团聚的喜悦，而是在三座孤坟前撕心裂肺的痛哭。 李师科和刘志华，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两种结局。一个，用暴力和毁灭，向不公的命运发出了最后的怒吼；另一个，把所有的苦和泪，都吞进了肚子里，默默承受了时代给予的一切。很难说谁对谁错，他们都是被大时代碾过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