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中国驻柏林伪“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在1939年至1940年间向德国犹太

二战期间，中国驻柏林伪“满洲国”外交官王替夫在1939年至1940年间向德国犹太人发放了约12000份伪“满洲国”签证，允许他们经苏联穿越伪满洲国，逃离大屠杀。 1939年的深秋，柏林城阴云密布。 此时，纳粹排犹的嚣张气焰已经不仅仅只是社会上的表现。 而在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一间不起眼的地下室里，领事兼书记官王替夫，这位年仅28岁、面容清瘦的中国青年，正伏案疾书。 他手中紧握的，并非寻常外交函件，而是一张张关乎生死的伪满洲国签证。 在一旁的桌角，堆积如山的是数千本犹太护照。 王替夫的命运，从出生便与家国苦难紧密纠缠。 1911年生于吉林，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是满腔热血的反日青年，担任“反日会”会长，曾冒险为抗日名将马占山部输送物资。 哈尔滨沦陷后，精通英、俄、德、日四国语言的才华，反而成为”显眼包“。 日寇威逼利诱，以父母性命威胁，迫使他为伪满洲国效力。 1932年，年仅21岁的王替夫，身负屈辱与无奈，踏上了伪满洲国驻苏联赤塔领事馆的外交之路。 数年后，因德语流利、才干出众，他被调往柏林，成为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领事兼书记官。 历任期间，他曾两次被希特勒接见。 正是在这恶魔巢穴的核心，王替夫近距离目睹了纳粹对犹太人日益残酷的迫害。 1938年，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直接向伪满驻德公使吕宜文施压，要求伪满为被驱逐的犹太人签发前往伪满洲国的签证。 这项任务最终落在王替夫肩上。 他深知，所谓的“驱逐”只是种族灭绝的开始。 面对无数可怜的犹太面孔，王替夫内心的善念压倒了对自身处境的忧虑。 他选择了“来者不拒”。 至1939年8月二战爆发前夕，他已签发了7000多份签证。 这些签证，成为犹太人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他们手持这张薄纸，得以登上东去的列车，经苏联、过伪满，最终辗转至上海、美国或巴勒斯坦等地避难。 二战全面爆发后，纳粹彻底撕下伪装，开始在波兰等地建立集中营，实施系统灭绝。 里宾特洛甫再次召见吕宜文，暗示停止签证发放。 王替夫闻讯，以“未接到伪满外交部明确指令”为由，据理力争。 他向公使吕宜文言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此刻停手无异于将同胞推向深渊。 吕宜文沉默良久，最终默许他继续。 于是，一场更为隐秘的拯救行动展开。 王替夫联络柏林犹太人公会，建立地下渠道。 每日由工作人员外出或下班后秘密收取待签护照，他连夜在家中或地下室签发，次日清晨再悄悄送回。 就这样，长长的签证队伍消失无踪，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 他又签发了近5000份签证。 1940年5月，王替夫接调令回国。 离别的柏林火车站，成为他最后一次救助行动。 而他随身携带的空白护照尚未签完。 站台上，他见到面容焦虑的犹太人，便上前询问，当场签名发放，将最后一点余力化为生的希望。 从1939年到1940年，总计约12000份签证从他手中流出。 这个数字，是辛德勒所救人数的十倍有余，堪称二战期间个人救助犹太人的最壮举之一。 然而，伪满洲国末期，因他的才干与效率，竟得到溥仪“赏识”。 1945年5月被破格提拔为伪国务院总务厅参事官，年仅35岁便跻身伪满高层。 正是这一纸任命，在战后成为他的催命符。 日本投降，伪满垮台，王替夫未能因救助犹太人的义举获得宽宥，反因“高级伪职”身份被苏联逮捕，在赤塔战犯集中营苦熬11年。 1956年遣返回国后，等待他的仍是漫长的政治审查与歧视。 他一度生活困顿，古稀之年仍不得不以打更守夜谋生。 那段拯救万人的光辉往事，在特殊年代成为禁忌。 晚年的王替夫，生活清贫而沉默。 直到世纪之交，以色列启动大屠杀幸存者签证历史研究，王替夫的名字才在尘封档案中被重新发现。 然而，当以色列政府试图寻找这位“东方辛德勒”时，老人已于2001年在哈尔滨悄然离世。 他未能等到以色列的“国际义人”称号，未能亲见耶路撒冷可能为他树立的纪念碑。 他拯救的犹太人后裔散布全球，而他的名字，却在故土长期蒙尘。 12000份签证，是12000次对生命的庄严承诺。 王替夫的功绩不应因伪职身份而被抹杀，或许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承认局限与污点，亦不掩他人的人性闪光与非凡壮举。 主要信源：（东北网——“哈尔滨辛德勒”身后的官司）、（澎湃新闻——档案春秋︱逃亡与拯救:八十年前的犹太难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