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乡村教师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 “1981年6月的午后，卢光推开窗子，低声嘀咕：‘成渝邮路真慢，那封荣县的来信怎么还不到？’”事情的转机，就从这句抱怨开始。卢光是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馆长，手里正攥着一份渣滓洞旧档案，里面赫然写着三个字——黄茂才。他隐约感觉，这名字关系到一桩久悬未决的冤案。 那天傍晚，邮差终于送来回信。拆封、展开，墨迹尚新：写信人自称黄茂才，二十多年背着“杀害江姐”罪名，现请求核实当年事实。卢光反复读了三遍，心头一跳：档案里分明写着“此人曾受江竹筠等人信任”，怎么如今却成了刽子手？ 第二天一早，卢光带着档案找到市公安局，提出复查。工作人员有些迟疑：没有确凿见证，多半查不出结果。卢光摆摆手，“我只要求一个机会，或许能救回一个被误判的老兵。”几句平实的话，让复查申请终于盖章通过。 调查小组先赶到荣县。此时的黄茂才，头发花白，在小学的破旧教室里教拼音。三尺讲台之外，他早习惯了邻村指指点点：特务、汉奸、刽子手——这些词伴随他整整二十八年。公安车停在操场边，孩子们好奇围观，他合上课本，平静地跟随调查员离开。没人知道，他的心却在剧烈跳动：这会不会是彻底翻案的机会？ 接下来的讯问，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回溯。一九四八年七月，江竹筠被押入渣滓洞；同日，十七岁的黄茂才第一次值夜。黄家世代贫农，他进军统纯粹是为了逃避拉壮丁。档案显示，他字迹娟秀，被调去写押票。正因为这点便利，他能在狱卒眼皮底下递出小纸条、带出密信。江姐在一张油污昏黄的小纸片上写道：“小黄，人民不会忘记你。”这纸条，如今仍被黄茂才夹在日记里，边角早已泛黄。 调查员找到昔日难友的口供：曾紫霞、李青林、刘国志……可惜人散各地。线索一度中断，案件似又要沉入档案柜。就在此时，成都中医学院传来消息：曾紫霞仍在任教。七月初，调查员赶赴成都，将黄茂才与曾紫霞安排见面。两人对视片刻，泪水夺眶。曾紫霞的第一句话竟是：“小黄，你还留着那件蓝色毛衣吗？”那是江姐亲手量尺寸、众人合织的礼物，一针一线，都在诉说黄茂才的身份——狱中同志的朋友，而非刽子手。 口供整理花了整整十天。曾紫霞详细回忆：江姐临刑前，把表弟地址交给黄茂才，让他捎信托孤。若非信件中留名，表弟谭竹安也未必相信那看守已是自己人。调查员当场录音，每一个细节都对照旧档案，一一吻合。 复查报告递回重庆。八月，市高级法院下达批复：撤销一九五三年死刑判决，改判无罪。黄茂才终于等来那张薄薄的“昭雪决定书”。他没有兴奋，只是缓缓叩首，两行老泪滑落：“江姐，我没给你丢人。” 事情似已结束，却还有尾声。一九八二年春，荣县政协增补委员的通知送到黄家。他接过文件，愣了几秒，旋即笑了——那笑不张扬，像老槐树下的一缕风，带着倔强，也带着释然。他把委员证放进上衣口袋，同一格里，还有那件已被岁月磨得发白的蓝毛衣袖口。 后来几年，他常被请去学校、部队、机关做报告。没有煽情，更多是梳理时间线：从逃兵少年，到渣滓洞看守，再到“特务凶手”，最后是平反后的乡村教师。有人问他：“这几十年，最难的是什么？”他沉默片刻，“难在活下去，还得坚信自己活得有价值。” 一九九七年，重庆对渣滓洞旧址进行修缮。工程队刚进场，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拄着手杖，在女囚旧室门前站了许久——他就是黄茂才。工作人员请他指导原貌恢复，他不声不响地指出门栓高度、地砖铺法，甚至女囚室墙角那枚铁钉的位置。讲到江姐，他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她个子很小，穿一件旧旗袍，却像山一样立在那。” 七十三岁的黄茂才没再提毛衣，毛衣一直锁在家中柜子里。他说，那是江姐亲手量的尺寸，“我哪敢穿？穿了，就破了。”有人打趣：“留给子孙？”他摇头：“留给历史。”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还差一点东西——对错的界线。黄茂才口述材料的最后一句写道：“我做过的事很小，只为证明：一个人即便站在错误的队伍，也有选择走出来的权利。”这句话，被烈士陵园刻在了渣滓洞陈列室角落，不显眼，却锋利。 黄茂才二〇〇三年病逝，享年七十九。葬礼简朴，村民自发送来一束束野菊。墓碑正面刻着名讳、出生与离世年份；背面，家人只凿了两行字：“生而为人，不负此生。”没有“特务”二字，也没有“烈士助手”之类的标签。他不需要标签。历史自己会说话，只要有人愿意多翻一页档案，多问一句“真相究竟如何”，尘埃终会落地。 至此，那句在行刑场上呐喊的“我为江姐做过很多事！”才算真正传到世人耳中。它不是自辩，也并非求生，而是一份迟到的佐证——在最黑暗的角落，微光从未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