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成都刑场。曾官至安汉将军的李邈，在兵士押解下走向终点。 蜀汉皇帝刘禅的诏令冰冷而决绝：处死，罪名是诽谤重臣，扰乱朝纲。这一切，都源于数日前他向刘禅呈递的那份惊世奏章。 就在丞相诸葛亮于五丈原病逝的消息传回不久，举国哀痛。后主刘禅悲痛难抑，亲自为诸葛亮服丧三日，并诏令全国军民一同悼念。此时，李邈却上书刘禅。 他在奏章中激烈地指责诸葛亮生前“独揽大权，威势凌驾于君主之上”，将其比作西汉时期意图篡位的吕禄、霍禹一流人物。他声称诸葛亮之死是咎由自取，刘禅不该为他服丧，更不应举国哀悼。 李邈对诸葛亮的怨恨，并非一朝一夕。数年前，诸葛亮挥师北伐。 当爱将马谡因失守街亭被军法论处时，李邈曾在军前公然劝阻。他援引秦穆公赦免败军之将孟明视、楚成王错杀大将成得臣导致国力衰落的典故，直言北伐用人之际不该擅杀大将。 其言辞直白尖锐，不留情面。尽管诸葛亮一贯宽厚，也难掩愠怒，严厉斥责了李邈，随后将他调离前线核心，遣回成都闲置。 自那以后，李邈的仕途便停滞不前，他内心的不满与日俱增。 这份怨怼，更衬出诸葛亮早先对他的恩遇。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掌蜀汉大权。他并未因李邈过去的言行而疏远，反而认为其敢于直言，多次予以提拔。 李邈历任犍为太守、丞相府参军，直至获得安汉将军的显赫职位，在蜀汉官场中地位颇高。 诸葛亮的重用，源于更早的一次救命之恩。当年刘备刚刚攻取益州，在庆功宴上，身为原刘璋旧部的李邈，竟当众斥责刘备“夺取同宗基业，非仁者所为”。 刘备大怒，反问他为何不誓死追随刘璋？李邈回答：“只是力量不足罢了。”这近乎无赖的辩解令刘备杀心顿起。 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力劝刘备：益州新定，人心未附，杀直言者不利稳定；况且李邈本性如此，其言虽逆耳，未必无价值。他甚至屈膝为李邈求情。 最终，刘备饶了李邈性命，但对其始终不予重用。 因此，当李邈在诸葛亮身后递上那封充满攻讦的奏章时，刘禅的反应是雷霆震怒。 他深知李邈此举的严重性。诸葛亮不仅是先帝刘备托付江山的重臣，更是蜀汉政权合法性与精神凝聚的象征。否定诸葛亮，等于质疑刘备托孤的正当性，动摇刘禅自身统治的根基。 李邈的言论若被纵容，将严重损害国家团结与士气。一贯较少诛戮大臣的刘禅，此次异常果断。他必须用最严厉的方式表明态度：诋毁诸葛亮的声誉，就是挑战蜀汉政权最核心的价值认同，其后果唯有死路一条。 刘禅此举，与其说是对“相父”的私人情感，不如说是基于维护国家稳定与政权法统的清醒政治判断。李邈未能看清这一点，最终为自己的狂妄与短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