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安宫廷内部争斗激烈之际，汉朝与北方匈奴的关系也到了一个转折点。汉武帝刘彻开始筹划改变对匈奴的长期策略。 汉高祖刘邦遭遇“白登之围”后，汉朝意识到短期内难以在军事上压倒匈奴，因此采取了以“和亲”为主的策略。 即使匈奴屡次违反约定，在边境进行袭扰掠夺，汉朝的几代皇帝——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选择了克制。反击行动即使有，也严格控制规模。 汉朝维持克制态度，主要基于两点：首先，汉匈军事能力存在现实落差。其次，为贯彻以恢复国力为核心的“休养生息”政策，朝廷有意识地限制可能引发巨大消耗的战争规模。 军事上，汉朝对匈奴的反击手段不足。匈奴的军事根基是其庞大的骑兵（自称“控弦之士”十万）。汉军主力是步兵。其骑兵虽有建制，但受限于马匹资源，规模远不足以构成有效打击力量。 步兵对骑兵处于不利地位，机动性短板明显。这导致汉军步兵难以有效追击匈奴骑兵，也无力在草原腹地维持作战行动。 草原是匈奴的主场，地域辽阔，适合骑兵驰骋。汉军不仅对草原地理陌生，其步兵为主的军队也不适应在此作战环境。因此，大规模主动出击在当时被视为以短击长。 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朝会永远忍耐。汉文帝在继续和亲政策的同时，实施了一项关键政策：百姓家庭若能养一匹马，即可免除家中三人的徭役。 汉朝通过免除徭役激励民间养马，意在提升整体马匹保有量。与之配套，朝廷在北部边郡设立多个大型官营养马场，集中进行战马培育。这些措施反映出决策层的前瞻性：为应对匈奴挑战，提前进行关键军事资源的储备。 汉景帝延续并扩大了养马政策。经过文景两代二十多年的积累，汉朝马匹数量虽仍不及匈奴，但已足以组建一支具备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加上国库充盈，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已初步具备与匈奴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 汉武帝本人对匈奴持强硬态度，与其祖辈的隐忍策略截然不同。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将反击匈奴的构想付诸实践。 为了检验军队实力，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前138年）和建元五年（前136年）两次出兵征讨东南的闽越国。 这两次军事行动虽未经历激烈战斗（闽越稍作抵抗即降服），未能充分达到实战练兵的目的，但结果上的胜利仍提升了朝廷的信心。部分大臣，如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行令王恢，更从中看到了对匈作战的可能性。 至此，汉朝对匈奴的长期忍耐已接近尾声，战略反攻的序幕正在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