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马爱茹为返城，狠心与丈夫离婚，抛下6岁女儿，一人回了天津。哪知，35年后，意外碰见前夫。刚想上前攀谈，却被一名女子一把推开，恶狠狠怼道：“我们不认识你！” 。1979年，一个叫马爱茹的天津知青，做了一个能让她后半辈子都“烙上印”的决定。为了那张回城的车票，她跟自己在山西农村的丈夫离了婚，扔下才6岁的亲闺女，头也不回地奔向了她日思夜想的大城市——天津。 到了2014年。马爱茹，一个快60岁的天津老太太，估摸着是心里那点事儿总也过不去，寻思着回山西看看。看看那个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看那个她亲手抛下的女儿。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爱开玩笑。她还真就在街上，碰见了那个被她遗忘在岁月里的前夫，杨占印。 杨占印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那张脸，马爱茹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心里“咯噔”一下，五味杂陈，激动、愧疚、紧张……各种情绪涌上来，脚就不听使唤地往前凑，张嘴就想喊一声：“老杨……” 可她话还没出口，旁边一个中年女人，像一堵墙似的，“噌”地一下就挡在了杨占印身前，一把将马爱茹推开。那力道，又狠又绝。 马爱茹一个趔趄，还没站稳，就听见那女人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每个字都像冰碴子：“我们不认识你！”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她35年没见的亲生女儿，杨金燕。 “我们”，这个词用得太讲究了。它宣告了一个家庭的完整，也彻底把马爱茹划成了局外人。那一刻，35年的时空，35年的思念，35年的自我安慰，全被这一句话击得粉碎。 回到1979年，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份？ 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正在退去，国家政策松动，无数像马爱茹一样的知青，心里都燃起了一团火——回家！回城！ 回城，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换个地方生活。那意味着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意味着能重新拿起书本，意味着有份正经工作，有城市户口，意味着下一代能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那是一条能看得见光明的路，诱惑太大了。 可政策有个坎儿：很多地方不成文的规定是，想回城，就得是单身。于是，一道堪比“电车难题”的选择题，摆在了成千上万已经和当地人结婚生子的知青面前。 一边是前途和命运，一边是责任和家庭。怎么选？ 马爱茹选了前者。她跟丈夫杨占印摊牌，说得很决绝：“我要回天津，你要么跟我一起去，要么就离婚。” 杨占印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农民，拖家带口去天津，没户口没工作，怎么活？他去不了。马爱茹心里也清楚，这其实就是一道单选题。 最终，一张离婚证，一张回城票，把一个家劈成了两半。6岁的女儿杨金燕，哭着喊妈妈，可妈妈的背影，消失在了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再也没回头。 回到天津的马爱茹，日子过得怎么样？ 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她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又重组了家庭，生了个儿子。在天津，她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面的生活。 她大概也无数次告诉自己：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为了更好的生活，总要有所牺牲。 可午夜梦回的时候，那个在山西农村的小女孩，那双哭喊着“妈妈”的眼睛，会不会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在山西的杨占印和杨金燕父女俩，日子是怎么过的。 一个大男人，拉扯一个没了妈的孩子，有多难，经历过的人都懂。村里的风言风语，同龄人的指指点点，都像刀子一样。杨金燕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沉默，也比别的孩子“懂事”。这种“懂事”，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里面藏着多少委屈和怨恨。 杨占印是个老实人，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后来有人劝他再娶，他都拒绝了，怕女儿受委屈。他就这么又当爹又当妈，硬是把女儿拉扯大，供她读书，看着她嫁人、生子。 35年，足以让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一个中年人；也足以让一份怨恨，在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所以，当马爱茹再次出现时，女儿杨金燕的第一反应不是“久别重逢的拥抱”，而是“保护父亲的推搡”。 在她心里，眼前这个时髦的城里老太太，不是母亲，而是一个在他们父女最艰难时，转身离开的“背叛者”。是她，让父亲孤苦半生；是她，让自己的童年充满了缺失和阴影。 那句“我们不认识你”，既是说给马爱茹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她在用这种决绝的方式，保护自己和父亲用35年时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没有“妈妈”却也安稳的生活。 马爱茹的选择，放在当年，有它的时代逻辑。但杨金燕的怨恨，放在今天，更有它的人性逻辑。我们无法简单地判定谁对谁错。 据说后来在亲戚的调解下，杨金燕和母亲的关系有所缓和，但那道裂痕，恐怕永远无法完全愈合。 马爱茹用35年的城市生活，换来了半生的心结。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也永远失去了最珍贵的。这笔人生的账，没人算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