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1937年抗战爆发，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队伍刚拉起来，成分那叫一个复杂。叶道志呢，就是从红四方面军调过来的干部，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陈康和徐长胜。 这三位都是老资格，跟着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一路打出来，雪山草地都趟过来了。叶道志当过师长，陈康是团长，徐长胜也是副团长。可到了新四军，编制紧张，官多兵少，降级使用是普遍现象。叶道志成了副团长，后来又调任军部特务营当营长，等于连降两级半。 降职其实不算什么，当时很多干部都降了，但要命的是“水土不服”。 你想想，新四军的主力是南方八省的游击队，一口福建话、江西话。叶道志他们是湖北黄安人，张口就是大别山味儿。那个年代没普通话，开个会、做个思想工作，跟隔着座山一样。叶道志所在的那个团，全是福建兵，他这个副团长连跟战士唠嗑都费劲，心里能不憋屈吗？ 工作不顺心，心里就容易长草。 几个红四方面军过来的老乡，闲下来就凑一块儿喝点小酒，发发牢骚。话匣子一开，说的就都是些“在这里受气”、“瞧不起咱们”的糙话。 终于有一天，这根弦崩断了。叶道志、陈康、徐长胜三个人一合计：“师长，这里太受气了，咱们回原部队去吧！” 他们的“原部队”是哪？是刘邓的八路军129师，那里才是他们熟悉的老环境。于是，三个人以“看地形”为名，揣着短枪就走了。 军长叶挺是谁？那是北伐名将，治军极严。听说三员干部带枪离队，火冒三丈，立刻派人去追，命令是：拒不回来，就地正法！ 侦察科长李志高带着人，很快就在江西景德镇的山里追上了他们。 李志高：“奉军长之令，抓你们三个逃兵回去！” 徐长胜性子最烈，顶了一句：“我们不是逃兵，不回去！” 话音刚落，枪响了。徐长胜当场被打死。 这一下，所有人都懵了。叶道志看着倒下的战友，叹了口气，说：“算了，我跟你们回去吧，你们让陈康走。” 陈康当时还想拉他，叶道志摆摆手，让他快跑。 于是，一个死了，一个被押了回去，一个跑了。就这么一个岔路口，三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终点。 叶道志被押回军部，陶勇这些老战友都去求情，说他就是一时糊涂，绝不是叛徒，留他一条命，他能打仗啊！但没用。在那个纪律就是生命的战争年代，擅自离队，就是动摇军心的大罪。 加上有人怀疑他们是要去投靠当时已经叛逃的张国焘，这罪名就更重了。 最终，叶道志被公开审判，枪决。临刑前，他还在辩解：“我不是去投靠张国焘，是觉得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准备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拿介绍信回八路军的。” 跑掉的陈康，一路辗转，真的回到了129师。刘邓首长没有把他当逃兵看，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去随营学校当教员。 你瞧，环境变了，人的命运也跟着变了。 陈康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如鱼得水。他把自己的本事毫无保留地教给学员，带出来的兵嗷嗷叫。很快，他就重返战斗部队，从副团长、团长，一直打到太岳军区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陈赓手下的主力旅长，他带的13旅，是中原野战军的铁拳头，能攻能守，专打硬仗。淮海战役里那个著名的“钢铁营”，就是他手下的兵。 陈康的军旅生涯，是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他后来自己常说：“老子的副司令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绝不是溜须拍马拍出来的！” 1955年，陈康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体里还留着11块弹片，取不出来了，就当个纪念。这位从新四军“逃脱”的将军，用一生的战功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叶道志当年的战友谭知耕（后为开国少将），心里一直觉得叶道志死得冤。1982年，他给中央军委写报告，详细说明了当年的情况，请求为叶道志和徐长胜平反。 报告交上去，一年半没回音。谭知耕当时已经查出了癌症，在病床上，他又口述修改，写了第二份报告。这一次，终于盼来了结果。 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为叶道志、徐长胜同志平反，认定他们是擅自离职，性质是严重违纪，但不构成叛变，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份迟到了45年的公正，对逝者是一种告慰，对生者也是一种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