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张援朝记得那年初春，村头的杏花才冒了点粉白的尖儿，地里还是硬邦邦的，锄头下去咣咣响，他从北京来到这个叫红石梁的小地方，路上颠了两天三夜，鞋底粘着黄泥，连眼皮也带着火车的晃，他拎着破布箱站在村口，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风刮得脸疼，肚子也饿得厉害。 那天黄昏，天边红得像烧着，一群人从地里回来，肩上扛着锄头，脚步踩得地皮咚咚响，他站在路边，不知道要去哪，直到春玲从人群里走出来，把他往旁边扯了扯，说那边王婶家炕头空着，他听不清她说的每一个字，但看得出那眼神不冷不热，却也没当他是外人。 最开始的日子，张援朝总是吃不饱，玉米糊糊一碗下肚，撑不到晌午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干活也慢，插秧插得歪歪斜斜，锄地锄出好几个坑，旁人笑他是城里来的绣花枕头，有样儿没用处，春玲没笑，她蹲在地头，把秧苗一根根理顺，分给他最嫩的几把，下工时把自己的饭团掰一半丢进他手里。 有一晚，天上下了雨，连夜的大暴雨，屋顶滴滴答答地漏水，张援朝发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连水杯都端不稳，醒来时，炕头坐着春玲，她手里捧着一碗姜汤，眼圈红得像刚哭过，衣袖还沾了点泥，他没说话，只觉得那姜汤辣得喉咙发烫，却比家里母亲煮的还暖。 春玲做针线活时最安静，眼睛盯着布料，嘴角有一点点笑意，她给他补的衣服，针脚细密得像一条条爬过布上的小虫子，张援朝坐在窗边看她，一边削铅笔一边偷看那根红头绳在她辫梢晃，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安稳感，他没想过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但那一刻他知道，有些时候心是会偷偷认下一个人的。 公社的夜校开了，春玲也去了，她握笔姿势怪怪的，写“人民”两个字总是缺胳膊少腿，张援朝看不过去，晚上拉着她练字，用玉米芯当笔杆，写得她手上都是墨点，她说她想当记工员，不想一辈子只在锅台和田里转，他点头，心里却像有人敲了一下，觉得这姑娘比他想象中要坚韧得多。 那年春天，春玲病了，她本来就瘦，咳起来像猫叫，一连几个晚上没下炕，张援朝背着她去了公社卫生院，医生说是肺寒，要静养，他守了一夜，看着她睡觉，听见她呼吸里带着哨音，回村那天，他把那本她练字用的旧本子带回来，纸角都卷了，封面上歪歪扭扭写着“春玲”两个字，他把那本子放进自己包里，压在贴身的地方。 张援朝的父亲来信了，说有人托了关系，明年春天可以调回城里进厂，只是千万不能在农村结婚，否则户口就动不了了，他读完信，坐在麦场边发呆，月光照在麦茬上，影子一片一片地晃，他想起母亲给他做的干粮，想起父亲送他上火车时的眼神，心里像打结的麻绳，扯也扯不开。 春玲康复后，常常来找他，说是帮着修理农具，其实只是坐在旁边搓豆角，他们谁也没说那封信的事，但空气里总有些不明不白的东西在发酵，她手上的茧子没少，脸却比前些日子红润了些，她给他带来一篮子豆角，说是早上刚摘的，还带着露水，他接过来，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心里一跳。 大队开大会那天，说是返城政策有了新指示，知青可以申请优先返城，张援朝的名字在名单上，大家都说他运气好，终于熬出头了，他没笑，也没说要走，他只是在人群里望了一眼站在墙角的春玲，她低头搓着衣角，肩膀不再那么瘦弱，整个人站得笔挺。 春玲没有问他打算，她只是把那块绣着荷花的枕套塞回了箱底，她娘说，别指望城里人会留下来，可她不信，张援朝也没答应什么，只是第二天带着她一起去了地里，种下两亩向日葵，他说等花开了，就收一地黄灿灿的阳光。 那年秋天，向日葵开得特别旺，花盘比脸还大，整片地像泼了金漆，人们说这是好年景，要多收几袋子瓜子，春玲站在花田边，风一吹，辫子甩到肩膀上，她眯眼看着天，说不出话，张援朝站在她旁边，手插在裤兜里，心里踏实得像踩在厚厚的麦秸上。 后来村里换了队长，知青有的回了城，有的留下盖房娶妻，张援朝没说他要去哪，只是隔几天就去镇上写信，也不知寄给谁，他的包里一直压着那本练字的本子，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但他从来没拿出来给人看。 村里人说，春玲后来当上了妇女队长，夜校也继续办着，她教识字，讲化肥使用，连村支书都说这姑娘有点本事，张援朝种的那块地里，年年都种向日葵，花开的时候，总有人来拍照，有人问他怎么种得这么好，他说，光照足，土壤好，还得有人天天照看着。 再后来，有人说他回了城，也有人说他没走，但不管他人在哪，春玲一直住在那间土房子里，窗台上种着几棵蒲公英，她说那是春天第一种会开的花，风一吹，种子就飞出去，落到哪儿都能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