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命运的审判，那一天，中央的官员走进病房，怀着庄重的神情宣读了一份声势浩大的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话音未落，泪水便夺眶而出，关露感受到了久违的解脱与喜悦。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右玉县。她的童年并不幸福，父亲早早去世，母亲徐绣枫独自拉扯她和妹妹长大。母亲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硬是供两个女儿识字念书。关露从小就聪明倔强，母亲的开明思想在她心里种下了追求自由的种子。可惜，1923年母亲去世，姐妹俩彻底没了依靠。被二姨收留后，二姨却想着给她们安排婚事。关露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摆布，带着妹妹跑到了上海，投奔远亲。 在上海，她们遇到了刘道衡夫妇。这对好心人看出关露的潜力，资助她上了上海法政学院学法律。后来，她又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文学的天赋开始在她身上显现。求学的经历让她眼界大开，也为她日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1931年，关露回到上海，开始用文字闯出一片天。通过妹妹的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尤其是电影歌曲《春天里》，唱遍大街小巷，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民族之妻”。那时候，她满腔热血，觉得自己的笔能为革命点一把火。 可到了1939年，抗日战争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党给了她一个危险的任务：潜入上海汪伪政权76号特工总部搜集情报。她靠着和李士群妻子叶吉卿的旧交情掩护身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传递消息。每次行动都像在刀尖上跳舞，但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为新四军提供了不少关键情报。 1941年，事情起了变化。李士群找到关露，透露出想和共产党合作的念头。关露抓住机会，促成了李士群和潘汉年的会面。从那以后，李士群开始暗中帮新四军，提供情报、掩护地下党员。这段经历复杂又微妙，关露夹在敌我之间，既要完成任务，又得小心不暴露自己。她心里清楚，这条路没有回头箭。 抗战胜利后，她满心期待回到解放区，和恋人王炳南团聚。可现实给了她一记重击。因为在76号的工作，她被怀疑是汉奸。周围的人指指点点，眼神里全是冷漠和不屑，连王炳南也因为压力跟她断了联系。那段时间，她几乎被孤立，精神上受的打击比身体上的苦还重。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来到北京工作，以为苦日子终于到头了。可1955年，潘汉年案发，她被牵连进去，进了监狱。几年后，又因为历史问题再次入狱，在秦城监狱熬了整整八年。1975年出狱时，她已经68岁，两次牢狱生活把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拖垮了，得了精神分裂症和脑血栓，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但她没放弃为自己正名。她拖着病体，一遍遍写申诉材料，想洗掉“汉奸”这个脏标签。她心里憋着一口气，不甘心就这样带着冤屈走完一生。 终于，1982年3月，中央给了她一个交代：平反决定下来了，43年的冤屈被正式洗清。那一刻，她哭了，像是卸下了压在心头的千斤重担。可这份正义来得太晚，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同年12月，她在自己熟悉的小屋里吞下安眠药，安静地走了。75岁的人生，就这么画上了句号。 关露这一生，太不容易了。她用才华和勇气为国家出力，却在误解和磨难中蹉跎了大半辈子。她在乱世里选择了担当，可命运没给她多少回报。平反那天，她等到了清白，却等不到真正的安宁。她的经历让人唏嘘，也让人忍不住想：如果正义来得早一点，她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她的故事里没有英雄的光环，只有普通人的挣扎和坚持。她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在历史的洪流里拼尽全力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