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8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里表示，中国大陆的翻译员周鸿庆在访问日本时，突然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 中日间的民间往来并非一夜冒出来。 五十年代起就有人走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大陆提出对日“政治三原则”，一九六〇年八月又抛出“贸易三原则”，意思很直白，别搞“两个中国”，别挡正常关系，贸易协议能谈就谈。气氛慢慢热起来，这才有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代表团访日。 周鸿庆这一脚踩空，正撞在这种微妙气候上。 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受日本油压机工业协会邀请赴日考察，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广岛、静冈、神奈川一路跑，按计划十月七日回国。 团里办事员兼翻译周鸿庆在送别酒会上嘴一滑，当众说起日本日子富足，语气里带着羡慕。 席面上还能笑着收场，回到东京“巴莱斯”酒店，同屋团员脸一沉：“回国要向上级反映，请组织处理。”这话像钉子扎进心里。那年月讲立场讲纪律，挨处理不是闹着玩的。周鸿庆夜里翻来覆去，天快亮时脑子一热，生出个逃路。 十月七日凌晨，天色还灰着，他溜出酒店拦车，要去台湾驻日“使馆”。司机把人拉到旧址，他才傻眼：早搬了，旧址只是日本外务省办事机构，凌晨空荡荡。周鸿庆像被堵到墙角，抬眼一瞥，对面是苏联驻日大使馆，去敲门不开，他索性翻墙跳进去。警卫冲上来把他摁住，偏巧被附近巡逻的日本警署官员看了个正着。 第二天上午十点，东京警视厅驻麻布警察署署长赶到苏联使馆要人，苏方不交。代表团也发现周鸿庆不见了，团长陶亨咸向国内汇报，接到指示后决定先留在日本周旋，通过日中友好协会、日苏协会等递话，想把人引回来。 苏联使馆先否认后承认人确在馆内，仍拒绝交人。苏方一秘马尔科夫说，他们要把原委问清，还劝周鸿庆向日本警方自首，按日本政治避难法律条款争取留日或去台湾。日本政府换个抓手，以签证过期、非法逗留为由出逮捕令。 十月八日凌晨三时，周鸿庆进使馆一昼夜后被引渡给日本警方，先关麻布警察署审讯，又以违反入境管理法移交东京地方检察厅。十月九日，检察厅决定免于起诉，转送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收容所，等裁决去留。 台北听到风声，蒋介石反应很大，指示台湾驻日“使馆”想尽办法把周鸿庆弄去台湾。十月十六日，驻日“使馆”一等秘书吴玉良带日本律师见了周鸿庆，软话硬话一箩筐，周鸿庆一度点头答应赴台。日中贸易协会派来的律师小田成光也去见他，说得更现实：去了台湾，多半再也联系不上国内家人；留在日本，他愿意帮。 周鸿庆马上改口，说想留日本，不行才去台湾，回大陆免谈。台湾方面继续游说，周鸿庆渐渐看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张牌，谁都想拿来压桌角。 大陆方面也出手，两记敲门。一记是妻子来信：“你一直未归，我和孩子每天以泪洗面。”信里替他找台阶，说他大概因缺少斗争经验才犯错，又提醒要热爱祖国、共产党员要有坚定意志。另一记是承诺：尽早回国不考虑处分；不回国与其去台湾不如留日本；不对家人施压；可自由同妻子通信，让他掂量眼前的难处。周鸿庆的算盘这才换了拨法。 日本方面后来认定周鸿庆适用强制遣返原则，个人怎么选都绕不开遣返。周鸿庆起初不服，想上诉，磨了几轮又放弃，还是决定回国。十月二十六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遣返地的遣返令开出。蒋介石不甘心，十月二十九日指示台湾驻日“使馆”照会日本政府，往外务省施压，把这事说成高度政治事件，拿人道主义说事，要求暂缓遣返，还许诺周鸿庆赴台后的生活与安全。蒋介石盯着的不是周鸿庆这个人，是日本的态度。 日本也别扭，一边看着经贸机会，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中日签了长期贸易综合协定，关系走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一边又要顾美国和台湾的脸色，战后格局摆在那儿。民间声援却越滚越大，《人民日报》说当时有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东京华侨总会等三十二个政党及团体组了对策委员会。周鸿庆为争取回国绝食抗议。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他踏上归途，一月十二日轮船抵大连。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彭炎当晚设宴欢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说原单位决定宽大处理，不给处分，照旧录用，原职原薪。事情搅得满城风雨。人心也被搅得发酸。回国后余波也没断，一九六四年八月中方设“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北京设“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常驻记者也开始互派，路越走越实。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访华推动邦交正常化，蒋介石再恼火也只能干瞪眼。
